在西方東方大學裏講中國文革課28年，我深刻感受到的第三大區別，是大學所在的社會對本課題的關切度不同所帶來的教學效果之差異。講授中國文革課，不能在發生了這場巨型社會運動的中國大陸進行，不言而喻，給這門課接地氣的可能性造成多種困境。在異地講中國文革，我要尋找合適的「地氣連接閘門」，就得作多重的嘗試。
接地氣與否的兩類主要機會
我觀察到的關鍵是：有沒有學生運動發生是第一號的地氣連接閘門。只要大學所在的社會發生了某種形式和規模的學生運動，就會猛然增添該社會對中國文革課的普遍關注，當地媒體就會大幅度報導該課程，選擇上這門課的學生就大增，特別可貴的，是他們對課程的認真投入度就顯著加深。不得已而求其次，如果大學所在的社會本身沒有學生運動發生，但遠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某種形式和規模的學運風波，所起到的「地氣增量」效應也是挺明顯的。第二號的地氣連接閘門是中國大陸的政壇態勢，假如內地發生了戲劇性的高層政治動向，也會引發上面所說的海外公眾輿論對文革課程的關切度提升，刺激當地學生的求知勁頭。
我在哈佛本科生院當文革課助教的那幾年期間，美國本土並未發生有規模的學生運動，但卻遇上了1980年代末的特大中國學潮。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那三年（1995年年底至1998年年底），該國大學校園裏時不時的有學生小團體為原住民歷史上的遭遇──他們的孩子有些被政府福利部門以父母照管不周的理由轉給白人家庭撫養──遊行抗議，喊出的口號嚇死人，諸如「澳大利亞的種族滅絕！」，但應者寥寥，不能算是可觀的學生運動。那三年裏中國大陸也沒有發生學潮。在香港教學的多年裏，最與文革課能夠接上地氣的重大事態，要數本地2014年夏季鼓吹和隨即發生的「佔領中環」風潮；以及從2012年開始，內地時隱時現的以薄熙來和周永康等「野心家、陰謀家事件」為標記的一連串戲劇性的政治風波。
每當這樣的接地氣閘門開啟之際，我必須在中國文革課程裏增加縱向和橫向對比的討論，這正是比較政治社會學專業的一大亮點。這麼說，並不意味着要添油加醋搞炒作。恰恰相反，是要在公眾輿論熱哄哄的氛圍裏，盡可能冷靜客觀地解釋當前的事態和早年的文革相比，有哪些要素是同一性質或遙相呼應的，還有哪些核心元素是不一樣的，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類似之處。鑒於1989年代末的中國學潮和文化大革命之間的對比，已經發表的研究作品汗牛充棟，此處不再複述。另外兩個事態所觸發的公眾輿論、學生關注和廣泛誤解目前仍然餘波不斷，在此還需要交代一下我在文革課中如何應對相關的疑問。
條分縷析 獨立思考
香港在「佔中」發起之前和行動期間，很多本地及外地的評論員把它比作中國文革的小型翻版。這種類比當然有其符合史實的少許成分：兩者都是由高等院校裏面首先起事的，以大中學生為主的青少年是風暴的先鋒，學生自發組織上街「搞事」帶動了更多的普通市民參與，其間也發生了少許的暴力衝突。但是，僅僅這些表面的相似之處，並不能證明香港這場在高峰期有多達數萬人捲入的街頭行動，就是文化大革命在特區的重演。中國大陸文革深層最關鍵的諸多要素，遠沒有可能重現於香港的「佔中」運動，諸如最高領導層的成員直接操縱學生組織、整個行政系統和公檢法機構的瓦解或長期癱瘓、因此只好動用正規部隊管控社會即全面實施軍管、民間對立的幾派組織各自搶奪大量武器裝備搞武鬥，等等。筆者當時就在課堂內外做出這樣的解釋，雖然力求客觀中立，卻未必被最激進者所接受（參閱李春、杜宗熹：〈台灣太陽花、香港佔中與文革不同〉，台北：《聯合報》，2016年5月19日）。
2014年9月期間，眾多的香港居民和各界機構，尤其擔憂北京的中央決策層會命令駐港的中國正規部隊出動對付「佔中」運動的參與民眾，以便盡快恢復全城的正常秩序。我一直以大陸文革期間的軍事管制之無可奈何的性質、與香港尚未出現這樣的緊迫情勢之對比，對學生和公眾解釋：駐港部隊不至於被中央下令出動，以替代香港警方來維護特區的社會穩定。假若真是發生了這樣的軍事管制狀況，能夠為香港社會絕大多數所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即「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就退場了。這豈非是歷史性的大悲劇（參閱丁學良：〈向『老外』釋疑『廣義佔中』〉，香港：《信報月刊》，2014年10月號第70-73頁）！在「佔中」運動以後的兩屆文革課程期末考試中，我盡力引導學生對二者做客觀比較，這樣的考題最能引發他們的獨立思考見解。有些學生說，上了文革課以後，對激進主義的來龍去脈和可能引發的後果，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可見，只要接上地氣，關於中國大陸文革的課程就能夠讓年輕一代在政治意識和社會行為上成熟得多、理性得多。
「麻稈打狼兩頭怕」
以薄熙來周永康事件為標記的那一連串政治風波，被眾多海內外評論人士說成是「文革復辟」、「亞文革」、「流產的文革」云云。薄熙來在重慶市當一把手期間的「唱紅打黑」、「薄書記個人崇拜」（筆者曾在當地做過調研），以及後來最戲劇性的「王立軍倉皇出逃」這些作為，確實展現出和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的一些元素。
我在香港的課堂討論和對媒體的公開解釋中，系統地對1976年10月之前十幾年期間中國內地的重大政策演變和高層人事波動作了回顧，力圖說明：薄家族屬於文革中受折磨程度次深（次於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的高層圈子。無論是從理性還是從情感角度來看，我們都難以確信薄熙來真的會感謝和懷念文革。薄在垮台前數年裏所說的和所做的那些五彩斑斕的東西，基本上是對文革要素的少量選擇性應用。愈是從表面上看，愈像是模仿文革的做法；愈朝深處挖，愈不是重複文革的核心元素。假設薄熙來和周永康等「陰謀家、野心家」萬一得勢了，他們最有膽量和激情實施的，應該是文革後半段的幾項政策和措施，最主要的是「清理階級隊伍」那種完全拋棄法律、只強調「從快、從嚴、限期完成指標」的對社會群體的強力處置。但是，這種按時間照比例完成任務式的大面積紅色恐怖方針和措施，並非最富有文革特徵的行為（參閱相關的文獻和史實考證，黃鐘：〈第一次鎮反運動考察〉，《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
最富有文革獨特性的政策和措施，是文革初期三年的那些絕招，首要的是大權獨攬的最高層多番鼓勵暴民運動，自下而上地對各級黨政幹部發動持續的政治衝擊、公開羞辱外加肉體折磨。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後，沒有任何一位掌權的高層領導敢於重拾最富有文革獨特性的這種做法。薄熙來和周永康等其實是屬於「麻稈打狼」之流，根本無此膽略。他們深知這個絕招一旦奏起，無人能夠掌控局面。他們對其脫韁之馬式的掃蕩力，預想起來，不可能不膽戰又心驚、半夜冒冷汗。說他們搞文革全盤復辟，是抬舉了他們。
原刊於FT中文網，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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