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大學教文革課，閱讀書目裏最引人矚目的，也許就是文革運動的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這類資料是文革全景的關鍵透視窗口之一，必不可少。遺憾的是，這類書籍雖然極為搶眼和暢銷，但其中內容可靠、描述客觀、信息寶貴的並不常見。
真假摻雜 要耗時費心鑒別
由於中國政治文化有「為尊者諱」的傳統，華人世界的閱讀興趣很容易被「宮廷秘聞」之類的出版物所挑逗。憑藉這股「東風」，2015年年底之前的海外中文圖書市場上有數不清的產品掛上「揭秘」的誘人標號，其實多數屬於東摘西抄，更有一些純粹是憑空造謠。
如何在眼花繚亂的這類書籍裏挑選確有史料價值（即便只是整本書的一小部分）、具備紮實考證功力或獨到分析角度的作品以開啟學生的視野，並非輕而易舉之事。
特別是有些名人的回憶錄──很多是出自他們子女的手筆，為長輩翻案──有太多的自我表揚、太少的據實交代。在我讀過的這些知名高層人士的回憶錄裏，以北京出版的汪東興回憶錄素質最低。海外出版的回憶錄裏素質這麼低的較少見，較多的是一句真話夾在十句乃至百句套話假話裏面，如《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讀者必須耗時費心予以鑒別。
C類書目：要人傳記及回憶錄
以下列出幾百種文革要人的傳記和回憶錄裏相對而言更有參考價值的一小部分，其中有些是在香港、台灣或外國以稍許不同的名目出版的，極少數還有中國內地版，關鍵是看文本有無刪節、圖片是否完整清晰。
（C – 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紐約 / 香港： 明鏡出版社，2003年）。
英譯本：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全書是文革的個人縮影，而周恩來這位個人又非同尋常。
（C – 2）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中文全譯本，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附有丁學良：《艱難緩慢地逼近真實完整的毛澤東──中文版導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全書三分之一與文革相關，長篇導言把毛澤東的革命之道和治理之術放在20世紀幾大激進政治運動的背景上作比較，以文革作為終極階段，透視毛的主義和實踐確實超越前人的諸多層面。
並讀著作 更深入了解文革人物
（C – 3） 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文全譯本，潘佐夫、梁思文：《鄧小平革命人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三分之一與文革相關，綜合了外文中文的多種資料，但機密信息不多，史料價值不及上一本毛傳記。
如果把另一本近身觀察者的口述史結合起來閱讀，能增加對文革落難期間的鄧及家人有更細節的了解，黃文華等口述、關山撰文：《鄧小平江西蒙難記》（香港：明星出版社，1990年）。
「清理階級隊伍」：文革大規模侵犯人權之最
（C – 4）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平傳記，而是政治評傳，對毛澤東一生實際做的和毛誓言要做的，尤其是在文革中的言行，作了全程的總結。作者魏昂德早年研究文革中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進而考查文革期間最厲害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發生在哪個階段，結論是：不是在紅衛兵興起的「紅八月」或「紅色恐怖」期間，而是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
珍貴資料：「正國級」的自我交代
（C – 5）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1年）。
這是文革中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層的人士裏面，唯一的一名「正國級」留下的自我交代，雖非親筆所撰，仍然很可貴。
探究史實要留意史料限制
（C – 6）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這是在西方以筆名出版的康生傳記，尚未見到中譯本，與下面一本放在一起讀，能幫助我們對這位毛澤東文革大業首要操作者之一的神秘人物有所了解：《康生評傳》（仲侃著，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內部版）。
可以說，康生與林彪是毛發動文革的左膀右臂，可惜二人均未留下陳伯達口述之類的資料。
比他們兩人對文革作出更獨特貢獻的江青，倒是留下了這樣的資料：
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中文全譯本：維特克：《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6年）。遺憾的是此書並沒有透露什麼高度機密的信息，儘管當年它的問世在毛周圍和外交系統鬧出駭人的風波。
（C – 7） 《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3年）。
在此之前，徐已有回憶錄《十年一夢》問世（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4年），但那時徐出獄還不久，對自己的醫療福利待遇頗有顧慮，落筆小心，面對有些要害問題不敢敞開談。到了重病的晚年，知道餘日無幾，所以第二部回憶錄就坦率得多。如果拿另一位要人的兩卷本《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作對比，王的事實交代實在過於稀薄，反思更談不上真誠深刻。
邱書史料價值較高 「空白」也有助理解文革研究
（C – 8）《邱會作回憶錄》上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在所有被圈進「林彪反黨集團」的落難將軍包括黃永勝、吳法憲的回憶錄裏，就數邱書的史料價值相對最高，儘管邱的自我表白也是在難堪點上守口如瓶。書中不斷喊冤叫屈，說自己在造反高潮期間挨罵挨打，卻從不說明為什麼軍中造反派對自己特別痛恨。
凡是了解北京軍事單位文革大事的人都知道，邱當時被控訴最多的，是他利用掌管後勤部的大權，生活糜爛，對女兵胡作非為（參閱《人民網─文史頻道》2012年5月25日文摘：「文革初期葉群不願保邱會作」）。如果這些是假的，邱有必要在書中列出主要的指控，憑實駁斥，可是厚厚的兩卷本裏一片空白。
我對此極為看重，因為它涉及到整個文革研究領域的一大偏見──所有在文革中挨罵挨打的幹部，都是同等的無辜受害者。這種極端簡單化的概括太不符合事實。我們當年在合肥組織對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的批鬥大會時，年齡大的參會者悄悄告誡青少年紅衛兵：你們可不要對老李動粗，做做樣子就行了，「要不是李到安徽來糾偏，大飢荒我們省餓死人會更多！」
對照閱讀 探究真相與內幕
（C – 9）趙家梁、張曉齊：《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
本書有1949年執政初期毛對劉少奇政策思路日漸不滿的資料，呼應了1966年之前的高層路線鬥爭脈絡。
（C – 10）《戚本禹回憶錄》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2016年）。
北京幾位和戚早年交往過的黨務工作者在《炎黃春秋》2016年第10-11期上，有長文揭發該書的不合事實之處，應當對照閱讀。
本回憶錄和以前出版的文革要人回憶錄顯著的區別是，其他人都有對文革或強或弱的批評反省，而這本回憶錄繼續為文革作幾乎是全盤的辯護聲張，但資料豐富。
中國內地前些年流傳過「張春橋回憶錄」、「姚文元日記」即將在海外出版的消息，若是，那將對文革研究影響深遠，因為張、姚畢竟是文革全程貼近毛和江青身邊的嫡系，遠比戚更為知情。
我詢問過好幾位海外出版界負責人，均表示此傳言無實據。另一位曾經在上海市政府做文化工作的退休者說，張、姚的家人長期被監控，海外訪問者無法接近他們，即便張、姚留下了文字遺稿，也沒有機會被海外出版界獲取，內地有關機構不會讓他們家人自由利用的。
不是大人物 但口述生動 反思懇切
（C –11）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兩卷本（香港：中國書局，2011年）。
本書中作回憶的人士雖然政治地位遠不及以上介紹的那些大人物，卻是文革最具特色的發起階段呼風喚雨、大鬧天宮的紅衛兵發起人或主要派別的領導者，包括蒯大富和譚力夫。他們的親身經歷口述詳細生動，反思懇切入骨，其中包括北京中學生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陳小魯。他過去幾年一再公開道歉文革中參與的激進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強烈的反響。
這套書在香港發行的2011年6月中旬，舉辦了座談會，作口述回憶的人物大部分都來了，唯一強烈希望參加卻不能與會的是蒯大富。歷年海外文革研討會對他的邀請，從未得到內地的批准。1996年夏我在南京和他碰巧相遇時催促他盡快寫出如實的回憶錄，至今也未見到。
原刊於FT中文網，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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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文革全景不能靠「揭秘」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