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0年5月份BBC對於近年中國外交所作出的評論：
「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戰狼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最大標籤」；
「中國外交方式在戰略上逐漸摒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強調『大國崛起』，『有所作為』，至『鬥爭精神』，整體風格也逐漸轉向積極主動」；
「中國外交新特徵包括：對外界的指責加以直接的言語攻擊，而非用理據駁斥或解釋；以謗止謗反擊未經證實的言論」。
該文援引了美國亞太事務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的看法，認為「戰狼外交就是對於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投射」。她認為北京鼓勵中國外交官表現得好鬥，從長遠來看，「這種趨勢正在播下不信任的種子，並且將損害中國的自身利益」。
這個新聞並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特別的是在文章評論區中，出現了一些中國人的留言，立場和BBC一致，語言之犀利程度比謝淑麗（Susan Shirk）過之而無不及。對本國之強勢外交如此鄙夷，且為外國政客搖旗呐喊，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有沒有出過如此情景，但該是個稀罕事，值得探究。
外交、霸權與雙重標準
理論上，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處理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落實對外政策的方式，具有一定的規範和法則。但回顧中國近代外交，完全是一部西方侵華史，（當然包括日本）其中既乏規範，也不公平，更丁點也不和平，硝煙處處，生靈塗炭，武力霸權成了外交上的唯一準則。
「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這是民國外交家陸徵祥的沉痛感慨。這個時候的列強外交使團並不需要「有所作為」，「積極主動」，而是一面倒的外交強勢和壓迫，在一個個的外交條約中，任所欲求，毫無顧忌，將中國玩弄於鼓掌之中。
這就是真正的雙重標準。在此也不妨看看不斷批判其他國家民族情感的美國，他們的民族主義是怎樣的。
深具美國特色的民族主義
哈佛大學的學者在2016年的研究中，透過大量數據，分析美國的民族主義，將之分為四類。
一是堅定型，心態優越及排外；二是美國信條型，以包容的心態界定美國人，為國家感到驕傲；三是疏離型，對於民族主義表現出批判性或漠不關心；四是限制型，心態排外，但對既有體制缺乏信任，對移民的態度也最負面。研究發現，其中人數最多的是限制型民族主義者，而這也解釋了爲什麽特朗普能夠擔選美國總統。
這是典型的狹隘、排外及進攻型的民族主義。整本書就想告訴美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亨廷頓在序言中已開宗明義的説自己是一個「愛國者」。
如此說來，無論以前的「文化熔爐論」（Melting Pot）也好，還是更為美化的「沙拉盤」（Salad Bowl）也罷，很明顯，現在美國的民族主義肯定是一個愈來愈明顯的「大篩子」（Sieve），篩選標準為何，亨廷頓的書已經譯成中文，很適合那些民族虛無主義者和雙重標準者好好閲讀，或者移居美國，親身體會一下此地的自由和民主，感受一下美式民族主義的本質。
順帶一提，對於這種現象，北大的李零教授有如斯評價：
「美國最愛講愛國主義，愛國的國就是Nation。他們有《愛國者法案》，就連導彈都叫愛國者。亨廷頓講文明衝突，文明分三六九等。他們的國是好國，可以愛；你們的國是壞國，不許愛。關鍵在這裏。」
某類中國人的反應
外國人在外交上將雙重標準用得如此爐火純青，面不改色，致力抹黑他國的民族認同；他們更致力維護自身民族認同，「時刻不要忘了自己是誰」。如此行徑固然虛僞和赤裸裸，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無可厚非，甚至相當理性。
如今未曾參與過霸權戰爭和霸道外交的中國，終於憑着國家實力而擁有外交話語權，挺起腰板説亮話，如此不但引起霸權國家的不適和焦慮，予以攻擊，而如此不適和焦慮，居然傳染給某類本國人，對世界局勢視而不見，對自身歷史一知半解，卻總是立於不知名的的道德高地，對本國抱着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不遺餘力的挑毛病，陸徵祥先生如果目睹如此現象，其感慨該會更為複雜。
下文將談及本地的歷史教育現象和學者對民族主義的言論，以及進一步的探討。
民族主義 3-1
延伸閱讀：〈虛無主義下的扣帽式民族主義──反思本地歷史教育現象〉（6月17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