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談到,1906年魯迅從日本回到浙江紹興老家,遵母命與年紀比他大的朱安成婚。婚後,他感慨地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未幾再度赴日,到1909年才回到中國。
《何者魯迅》下半場開始,魯迅已經回到北京,與他的同學厲綏之聚舊,厲綏之慨歎學醫的魯迅成了文人,而他自己倒成了一名西醫。原來,魯迅回國後先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書,後獲好友許壽裳推薦給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南京教育部當部員,之後隨蔡元培到北京,現在的身份是在教育部「僉事」。
同一幕,魯迅重逢童年玩伴閏土。閏土現在是一位40餘歲、「辛苦麻木而生活」的大叔,少年時的靈動已不見踪影。導演還安排他的出場,是給「白盔白甲」的革命軍按住,迫他剪辮,魯迅及時出現,救了他的辮子。
筆者想,這個原來應該安排給「阿Q」的情節,竟然給了閏土,那麼,閏土是否也有「阿Q」的影子?是的,〈阿Q正傳〉中的阿Q,對革命也有過憧憬,「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把趙太爺、假洋鬼子、王鬍、小D等「仇人」都「革了命」,何等快意?可是,「革命黨」不讓阿Q「參加革命」,最後還讓他畫押送去槍斃!
魯迅對「革命」的懷疑與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再讀他1919年11月寫的〈一件小事〉,開頭便說:「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裏,一轉眼已經六年了。其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很不少;但在我心裏,都不留什麼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我們知道,從1912年民國元年到1919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大事」可不少,尤其是袁世凱稱帝、討袁、張勳復辟、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如果這些「所謂國家大事」,在魯迅心裏,「都不留什麼痕跡」,那就難怪錢玄同後來代表《新青年》跟他約稿,也只見他抄碑讀經,似乎無甚興趣了!
可是,魯迅畢竟是寫了──「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吃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聖賢之書,都已被制度化成為「吃人」的「禮教」,這多麼令人痛心!〈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祝福〉、〈傷逝〉、〈在酒樓上〉……一篇接一篇,如匕首,如投槍,魯迅堅持的初心,就是要改變中國人的精神!
1926年3月18日,北京鐵獅子胡同的國務院門外,北洋政府開槍鎮壓了學生示威,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等47人遇難,史稱「三一八慘案」,魯迅為此寫了〈記念劉和珍君〉一文,「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鲜血。」是文中的名句。此次慘案,不僅段祺瑞政府成為「罪人」,女師大校長楊蔭榆(錢鍾書夫人楊絳的三姑母)也備受批評。然而,楊蔭榆後來也因為保護蘇州婦女,反對日軍侵華,1938年被日軍射殺了,但這是魯迅無法知道的了。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魯迅應邀來香港演講,講題為〈無聲的中國〉及〈老調子已經唱完〉,同行的還有許廣平。
舞台劇借女記者訪問的情節,讓魯迅說出演講的要點:「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
1933年6月18日,「左翼作家聯盟」的楊杏佛(楊銓)被藍衣社特務暗殺於上海法租界,早被政府「通緝」的魯迅不懼威脅,出門參加追悼會更不带鑰匙,以示堅決到底。送殯回家當天,魯迅便寫下〈悼楊銓〉一詩: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楊杏佛遇害前,魯迅寫給日本友人一首〈題《彷徨》〉的五絕,很能反映他在上海生活的心情: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魯迅「駡人」是出了名的,他與梁實秋論戰、與陳源(西瀅)筆戰、罵胡適等等,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是,身為「左翼作家聯盟」中人,魯迅也罵「左聯」的「四條漢子」──陽翰笙、田漢、夏衍和周揚。筆者認為,自詡為「精神界的戰士」的魯迅,並不囿於政治陣營和疆界。最近內地熱播的劇集《覺醒年代》拍出《新青年》時期魯迅的「高冷」,竊以為十分到位。
魯迅在「駡人」的同時也「自嘲」,1932年他就寫了〈自嘲〉一詩: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其中,「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是經常被引用的名句,但筆者覺得他透露了對兒子海嬰的愛。
他在另一首回應郁達夫的詩《答客誚》中,表達對兒子的愛就更明顯: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冷酷無情未必就是真正的好漢,憐愛孩子又為何不是大丈夫呢?你可知道山中興風狂嘯的猛虎,尚且頻頻回望牠心愛的小虎呢!」)
1936年3月間,魯迅病倒了,東北女作家蕭紅寫他「靠在二樓的躺椅上,心臟跳動得比平日厲害,臉色微灰了一點」。他「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時間沒有幾年了,死了是不要緊的,只要留給人類更多」。同年10月19日,魯迅在其上海寓所逝世,享年55歲。10月22日下午1時出殯,靈柩上蓋着書有「民族魂」的白布,巴金、胡風、日本人鹿地亘、黎烈文、靳以、張天翼、蕭軍等多位文化界人士扶靈。
《何者魯迅》的舞台上沒有出現這一幕,殊為可惜,不過,卻有神來之筆,就是呈現了在1986年魯迅逝世50周年紀念會上,閏土的孫子、紹興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章貴與魯迅之子周海嬰對話的一幕,象徵閏土的後代已經脫離「文盲」的宿命,藉知識改變了命運,魯迅應可含笑九泉了!
綜觀《何者魯迅》舞台劇和魯迅生平,筆者認為魯迅「改變中國人精神」的初心始終未改,他堅持獨立思考,因此與同時代考慮政治多於考慮思想的文人顯得格格不入;對於中國人,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閏土、孔乙己、祥林嫂等筆下角色便是典型,阿Q呢?阿Q也想反抗,「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奈何形格勢禁,只能用「精神勝利法」,奈何!或者像吃厭了「烏鴉炸醬麵」的嫦娥(《故事新編‧奔月》),偷了后羿的仙藥奔月去?不過,「娜拉走後怎樣?」這是魯迅提出過的問題。
他自己則回答:「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着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着經濟權之為可靠。」但是,「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他說:「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筆者相信,今天的中國,正是改革了經濟制度的中國。
舞台劇《何者魯迅》與魯迅生平(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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