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聚會有感：理勢結合非必然

2019年7月2日（星期二）

前幾天和巴黎的L通了短訊，終於確定見面的地點及時間是在Montparnasse大道上的一間著名餐廳：La Coupole餐廳。此餐廳在巴黎極出名，曾經是法國公共知識份子沙龍聚集的場所。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其女友女性主義者的先軀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以及前法國文化部長馬爾洛（André Malraux）常是座上客，他們的照片掛在餐廳內。聽說在1968年影響深遠的巴黎學生運動時，沙特曾在這間餐廳前向學生示威者發表演講。

和我在中文大學同屆畢業的L，當年和我們同時來到巴黎，但來往並不多。多年來，聽說他做一些酒莊的生意，在香港只見過二至三次。今年一月，見過一次面，並一齊吃晚飯。當時，他說會去大陸一遊，回來時會通知我們，或會與另一位老朋友一聚。我們等了數個月，不見他的音訊，估計他已逕自回法國了。L的性格較內向，並不多言，他在巴黎多年，雖有組織家庭，但似乎並不愉快，事業也有浮沉，近年來酒莊生意似也斷了。

在外優遊歲月的T

至於T夫婦，俱是中大畢業的，低我一至兩屆，他們遲我們一年來到巴黎，T是拿法國文化學院的獎學金來的，住所比我們窮學生好得多，記得當年曾在他們的住所洗了幾次澡，很多時候朋友聚會都在他們的家中，我們還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兩年後我們回港，他們一直留在巴黎。T一直在做旅行社的工作，近十多年，他變成羅浮宮博物館導賞的專家，成為來自香港（可能包括中國團）旅行團遊羅浮宮的導賞專門導遊。

2006年，我和Anita帶了兩名年幼子女，參加11天的歐洲七國團，在法國只逗留兩天，其中一天是遊羅浮宮，碰到T帶隊。其實，我們已經十分稔熟羅浮宮，所以當他講解達文西的名畫時，畫作前面擠着幾重人牆，我們則戴著無線咪，而T則在人叢中勉力地講解，我不想擠在人群中，只站在十數米以外看畫，情況感到混亂。我不知T的感覺如何。不過，當晚他們夫婦倆請了我們喝了下午茶，聊聊天，聚聚舊。自那次會面後，他們回香港後，就沒有找我們了。而之前的十多年，在香港我們起碼見過兩次面。也許那次羅浮宮的經歷，對T的心理起了些微妙的影響吧。

對待異見友人極力按捺

已有十多年未見T夫婦，精神都不錯，白髮多了，略胖些。聽說T的大腸曾經患癌，應該已痊癒了吧。T是健談之人，到現在還未改變，一坐下，就滔滔不絕了；反而L較為沉默，他略為介紹La Coupole的著名事跡，但三番四次被T打斷，T對於每一個話題都多有議論。終於話題扯到香港的反「送中」條例的示威。他是極端支持香港政府及中共政權的，大肆批評香港的示威活動，說香港的教育制度，老師等培養出大量的示威者，香港應該立刻成為「一國一制」，又說出十分願意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義務宣傳工作等等，我們嚇了一跳。

我立刻知道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了，已經不能溝通了，我按下脾氣，只是輕微表達了我們的不同意，表示今次來巴黎旅遊，主要是探訪舊友，重聚友情，並不想太多爭論，他似對中共不斷違反《基本法》及自己承諾的歷史不清楚。L較為沉靜，很少搭腔，不過，我相信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立場上，相信他是和T一樣，只是他的態度較內斂而已。T太太較為入世，性格較圓滑，後來我們談到巴黎的共同朋友C，也談了我和香港的老朋友D和C的一些過節，談些一些細節。原來T夫婦跟C有一段過節。話說T夫婦嫁女，沒有請C宴飲，但C通過另一個朋友知道婚期，竟然不請自來，不但自己來，還帶了二奶及兩個年幼子女來，大吃一餐，令他們大怒。

中共宣傳的兩種招數

T的思想的層面很淺，大學讀書時期，是跟隨「四人幫」的（即是毛澤東極左思潮的忠實追隨者），現今又成為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不過，他的性格仍有率直的一面，間中會有真性情之流露。這些「老華僑」住在西方民主國家，享受到福利自由的生活，但是卻不能進入主流社會的建制體系，實際是「邊緣人」；心靈空虛之餘，輕易為中共所發動的民族主義狂風所感動，另外也有實際的經濟利益，例如中國大使館的統戰及廉價的中國遊等，因此變成中共在外國的宣傳大軍了。想起來可憐復可笑，他們大概忘記了為什麼當初為何決定留在外國的原因了。所有選擇移民外國的香港人都應該細思他們的當年抉擇，如果他們不滿意住在外國的，應該回歸中國，接受共產黨的極權管治，不要在外奏兩個標準：既享受民主自由國的好處，又狂捧獨裁制度，變成雙重人格而不自知（也許他們是知道的）。

我們在餐廳坐了兩小時左右，其間也不乏一些冷靜的討論，但是，在政治問題上，我們是處在平行世界上，很難互相接受的了。當我們在餐廳外熱烈握手道別時，我心中知道，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會面，他們來香港時不會找我們，而我們不會再來巴黎了。白雲過隙，滄海桑田，數十年的時光，就晃過去了，當年的相處，已有性格的不合處，只有短短的一年而已，稍後的見面，不過怱怱數次，不能成為好朋友，也是必然的了。人生的遺憾很多，也不能介意太多了。

我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

自己進入晚年倒數，愈覺得政治之變幻無常，亦更覺對現世改變之無能，一方面亦覺一個充實生活之重要，人生在世亦需有所動躍，以證實自己存在之意義，但是對其中之互動不必抱太大希望。當然我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是「理」與「勢」的結合，也不是必然的。我們這一代，已漸過去；對未來的年輕人，我是抱有希望的。未來的世界，我們很難掌握，但他們卻活之魚之在水中；我們的知識體系，已很難給他們參考了。

對於中國的政治，我是持自由主義的立場的。當今的中共黨國體制是一個如政治學家鄒讜所稱的「全能主義」（totalism）的體制。黨國體制無所不為，予取予攜。因此，中國也是個人權利最為壓縮的時代。中共體制包括三大部分：秦始皇以降法家專制的皇朝官僚制度、列寧主義的革命黨組織原則及實踐、馬列史國家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在毛澤東及改革開放時期，這三種因素有不同程度的運用；在第二個時期，再引入第四個原素：有選擇性的市場機制。中國對我既遙遠又接近。德國著名作家Thomas Mann的名言：「我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現今變成我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