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來說，生意人們在自由巿場內根據自己的認知做出的判斷，縱然經常會有錯失，但整體綜合起來，這些決策應總會比政府那靠中央指令所作的決策，較少機會造成傷害。至少，在決策出現問題後，要作修正和補救，也會快得多。」 (“In the long run, the aggregate of decisions of businessmen, exercising individual judgement in a free economy, even if often mistaken, is less likely to do harm than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s of a government; and certainly the harm is likely to be counteracted faster.”)
——郭伯偉（John James Cowperthwaite）
人世間的事情究竟是有着甚麼的可能性? 我們又可怎樣將這些可能性付諸實現? 這兩個大抵是人類自出現文明以來，都一直想處理的問題。在這問題上，筆者在早前《道可道、非常道》的文章中，是提及過政治經濟哲學大師、197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A Hayek）經常強調的概念, 名為「自然秩序」（Spontaneous order） 。
海耶克的忠告
在理論上，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可以理解為不同的秩序──混亂一片也可以被視為其中一種秩序。在這各種不同形式的秩序中，有些是有着「有形之手」掌控的，這是可理解為現代產權經濟學泛稱為「公司」（The Firm） 的組織；另一些秩序，則是超越「有形之手」所能掌控，只能靠「無形之手」的力量推動和管理，這可以理解為現代產權經濟學泛稱為「市場」（The Market） 的組織；又或是奧國經濟學派所指的「自然秩序」。
毋庸置疑, 不少社會上的現象都是可由「有形之手」打造出來。不過，現象愈複雜，牽涉的變數愈多，打造就愈困難，而但凡是靠人為打造的東西，若未能跟周遭所有自然衍生的事物發展出可持續的有機結合，往往都不能持久，儘管在某段時間內，「有形之手」所能取得的表面效果可以令人側目。因此，海耶克的觀點是，人世間很多的事情，我們都唯有得靠「自然秩序」的力量去推動。有很多的事情，我們是勉強不來的，硬着要不惜一切將之實現，往往是隱含着巨大的社會代價和個人自由的受侵犯，這相信是海耶克在1944年的巨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和1988年的巨著 （亦是他生平最後一本主要著作）《一個致命的自負 》（The Fatal Conceit –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的主要觀點之一，值得深思。
市場和公司的合約和互動本質
基本上，市場和公司（這是泛指一切「有形之手」的力量，不限於一般人理解的私人企業公司）的本質，和它們在經濟制度運作中的相對位置，是很深的問題。 1991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高斯（Ronald Harry Coase） 一生的研究，就是環繞這個基本的大問題。
據記載，高斯在廿多歲時，得到一個獎學金去遊學芝加哥大學，期間聽到大師奈特（Frank Knight）的講課，驟然引發他心中－個疑問: 就是既然市場的力量是這麼巨大，那為什麼在現實世界中會見到有公司這樣的組織？這些公司組織的出現，又有沒有可能是市場自行衍生出來的？接着在26歲時，高斯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公司的本質》 （Nature of the Firm） 。據說當時是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這篇文章也似乎從沒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後來高斯在1960年發表另一篇經典文章《社會成本的難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後，人們才開始留意高斯從前的著作。後來當高斯在1991年獲得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後，經濟學界才逐漸察覺，原來過去數十年，高斯都是一直醉心於在這問題上探索。
關於高斯的看法和最大發現是什麼，有不同的解讀。筆者的看法，是啟發自香港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1983年發表的論文 《公司的合約本質》（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筆者從這篇論文得到的啟發是，市場和公司之間的分野，不是那麼明顯，也未必是那麼的重要, 而整個經濟制度的運作，可以理解為一個極其複雜、層層緊扣，以及不斷深化和發展的合約體系。市場是有力量自行衍生公司、成就公司、以及制公司，但同時間，公司亦有力量去推動市場，以及箝制市場。兩者的關係，實在是具很大的互動性和複雜性。由此觀之，一個運行良好的經濟制度需要做的，是要令兩者之間能出現良性的循環互動。
宜盡量善用自由市場的力量
總的來說，儘管市場和公司是各有所長，但長遠來說，還是以靠市場力量作為主導來得較為可靠。毋疑，市場也常會出現錯失，但正如本文開首引用的郭伯偉的名言中指出，由於生意人們根據自己的認知做出的判斷，是相對來得較為安全。另一方面, 對於自由市場的力量，也許尚有不少仍未被我們了解和開拓，既然自由市場在以往曾為香港帶來奇效, 那與其用一些我們可能更不熟悉也未必懂得駕馭的新工具，不如集中發掘和善用我們相對較熟悉的自由市場的潛能。而且，在眾多社會現象中，國際金融中心應是最難人為打造的。因此，在香港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的事業上，筆者認爲三個主要原則的第一個，就是盡量借助和善用自由市場的力量。而第二個原則，就是借助Tesla 和Space X 的創辦人馬克斯 （Elon Musk）常有提及的首要原則 （First Principle） 概念。筆者會再談。
「香港傳奇的未來」系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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