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以「三元悖論」解釋，只要中國封好一些資本外逃漏洞，確保外逃金額低於年達4千億美元的龐大經常賬盈餘，不但可永久消除人民幣下跌及後續惡性循環的風險，亦可續走過往人民幣緩慢升值的強國之路，並可在無須憂慮人民幣匯價和中美息差的同時，以貨幣政策將中國經濟帶離現今疲軟難興的困局。
此外，若不封好漏洞，中國將難以有效行使獨立貨幣政策以達至內部平衡（即低通脹及近乎完全就業），並經常會在最危險的時候被美國的貨幣（和利率）政策拖着鼻子走。
另，若這些漏洞不除，一旦出現台海戰爭、中美衝突或其他壞消息，將會造成「大量資本外逃→人民幣急跌→A股暴挫→更多資本外逃……」的惡性循環和金融危機。輕則在戰爭或衝突中拖中國後腿，重則累中國輸掉中美國運之爭。
文章刊登後不久，人民幣即出現較強反彈，雖然筆者不知這是源於外管局有效封堵了一些較大資本外逃漏洞，還是用了其他方法造成此波反彈，姑勿論原因，人行現在可以重新騰出貨幣政策來協助解決宏觀經濟問題。
用精準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和預防系統性風險
為何須騰出貨幣政策？原因是中國現今的財政和發債空間有限，以用發專項債來增強財政刺激力度的公報為例，雖然有助提振經濟，但3萬億人民幣的新債，若扣除其中頗大部分以新債還到期的城投舊債，相對於約120萬億元的GDP，其提振力度相當有限。再加上：
1. 雖然今年GDP增長應可在5%附近，但GDP屬滯後數據，領先數據如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則由今年3月高位持續下滑至50點榮枯綫附近，再加上許多企業生意難做、訂單不足、產能利用率不足、減薪和裁員的報導和評論，中國宏觀經濟現狀頂多只能說是在低位浮沉，且尚有向下風險；
2. 房企爆雷的直接影響雖然已顯現了不少，但更大的間接負面影響尚在浮現途中（如信託、資產管理公司、房企投資者和供應商尚在爆雷途中，銀行和保險公司亦須在稍後作出撥備，進而引發大量惡性循環），以至不能排除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
須強調的是，低位浮沉是指現今經濟其實遠遠低於完全就業的內部平衡、和已充分利用企業合理產能的潛在產出（potential output）。因此，中國應先以貨幣政策，將經濟帶回中至中輕度低於內部平衡和潛在產出的水準，然後才透過中至中輕度經濟衰退，讓結構性調整慢慢理順中國房市問題。
此外，「大水漫灌」內含貶義，近年的濫用已誤導人們以為什麼情況也不應用貨幣政策。筆者認為正確的方式是用「擴張性貨幣政策」、甚至「量化寬鬆」等中性字眼，然後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衡量應否動用貨幣政策。
另，既然可以用精準財政政策，也可用精準貨幣政策來解決問題，不應用一個貶義詞來抹殺動用貨幣政策的可能。
提出貨幣政策建議 希望能一箭數雕
由於中國現今應否用較大貨幣政策尚存爭議，現在筆者建議一個可先行的精準貨幣政策，並在日後根據經濟情況來討論應否動用較大貨幣政策。
由於這個一早構思好的建議，比近日坊間類似建議更好更完善，有需要在此詳細解說：此建議是人行以其印鈔能力，將足夠資金注入新成立的夾心階層房基金，後者按經適房運作模式成立夾心房產發展部門後，以較便宜的價格向財困房企收購其沒錢開發、也賣不出的土地（若收購的地塊不夠，可向地方政府買入地塊）。然後用收購的地塊發展價格低於商品房、但又高於經適房的夾心階層房（簡稱夾心房），這包括將建築、裝修、電梯、㕑具和家電等供應，判給被爆雷房企拖累、尚可重生、但現今缺乏訂單的建築商、裝修商和供應商，並以較經適房寬鬆的收入限制，容許未有房產的家庭申購這類夾心房。
建議可起到如下一箭數雕的效果：1. 救尚可重生的房企、和切斷其後續惡性循環：以低價購入財困房企的地塊，可助那些尚可救回的房企脫困，避免更大的倒閉潮、裁員潮及其後續負面外溢效應和乘數效應，並讓這些房企從蝕讓中汲取教訓，使其日後的行為更穩健和規範。
2. 救銀行、信託及其背後投資者，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即使是那些嚴重資不抵債、根本無法救回的房企，低價收購其地塊，亦可協助持有這些地塊作為貸款擔保的銀行和信託得以脫困，重新增強銀行的貸款能力和穩健性， 也減低信託及其背後投資者的損失，從而在起始階段就切斷或減低其後續影響。否則形勢一旦惡化，將迫死這些銀行和信託，進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3. 救經濟和房企背後的產業鏈：由於商品房現在很難賣，若長此下去，即使是較健康的房企也會被拖死，也會使經濟繼續一沉不起。然而，若政府能大量提供價錢合理、品質不錯、政府可從此獲利、申購者無需憂慮爛尾樓風險的公營夾心房，其需求會很大，而大量夾心房的建造，將可啟動經濟和拯救房企背後的建築商、裝修商和各類供應商。由於他們因收不回財困房企的欠款而正處倒閉邊緣，這時候有來自夾心房的訂單，部分應可維持下去和在日後賺回損失，從而避免更大的倒閉潮、裁員潮及其後續負面外溢效應和乘數效應； 亦可避免這些企業的沉澱成本（sunk cost）會隨其倒閉而一去不返。
4. 救地方財政和完善各類房屋的合理比例：建議提供中檔、中高檔和高檔三個檔次的夾心房，三者淨利潤率分別為10%，15%和20%，地方和中央政府可五五或七三分成。長遠而言，經此內房危機和結構性轉變，地方政府很難再獲得如過往般龐大的賣地收入，有需要一邊切掉一些過度開支，另一邊開發新的財政收入來源，而夾心房利潤將是一個重要收入來源（日後文章將討論房產稅作為第二個財政收入來源，原因是此稅宜在內房危機過後才實行）。
由於有利潤和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大量提供夾心房的積極性，會遠高於沒有利潤的經適房，以及要蝕本及意味龐大財政支出的廉租房：雖然過往經適房和廉租房的建設數量也不少，但由於地方政府積極性不大，這兩者難以代替商品房成為中國房市的主體。而許多國民須長期飽受高房價之苦、與及今日「內房危機」之禍，亦正正是因為商品房仍是中國房市主體、與及其背後地產商的過度借貸和高價賣房策略。正確解決辦法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今日的財政飢渴、和日後利潤及財政收入所造成的積極性，讓地方政府主動大力推動夾心房成為中國房市主體，從而一舉消滅長期困擾中國的房市問題。建議未來新建的廉租房、須自負盈虧的公租房、經適房、夾心房和商品房的比例約分別為5%，5%，20%，50%和20%。
5. 由於夾心房需求甚大，中央政府亦可以其龐大利潤分成，成立一個持有海外資產的穩定經濟及金融基金，以便日後出現經濟、金融或匯率機時，可將其所持海外資產調回以收「勤王」之效。中央政府亦可選擇以部分利潤分成來支持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廉租房建造或一般財政支出。
下文將討論其他精准貨幣政策，包括人行宜以其印鈔能力，填補保交樓所需的巨大資金缺口，避免問題進一步擴散，和使中國房市能重新恢復正常運作。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