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傳來，筆者非常尊敬的張振國校長，10月28日於美國馬里蘭州離世，享年85歲。
訃聞中簡短地提到張校長是文理書院的首任校長，也是筆者認識他時的身份。但是筆者與他共事，卻是在「私校聯會」──香港私立學校聯會當年的簡稱。這裏難免引出一段「口述歷史」。
應該是1974年吧，筆者作為培元英文書院的校長，第一次參加私校聯會的年會。在哪裏？半島酒店！是一次貴族式的午餐。那還是香港私立學校的黃金時代。不過回想起來，已是這個黃金時代的末期。記得那次的演講嘉賓，是教育署（當時的教育當局）的高級官員鄭達禮。演講的主題，是「買位」，他透露政府可能要向私校買位，以加速普及初中的步伐。
說是私校黃金時代，是因為當時雄踞教育界的，是私校大企業──新法、威靈頓，都是有數處校舍，學生接近2萬的大學校。印象中當時私校聯會的執委，都是比較成熟的英文書院。會長是林德光，是一位風度翩翩的青年校長。林德光是華仁書院創始人之一林海瀾之子，當時是德仁書院的校長。（林海瀾與徐仁壽創建華仁書院，與皇仁書院對應；華仁後來為天主教耶穌會接辦。）
筆者第一次參會，卻被崇文書院的黃永年校長提名選進了執委，糊裏糊塗的當了義務秘書。當時的主席是艾文士（Joseph Edmonds），是新興的規模很大的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的校主。當時的香港社會，小學普及了，中學的學位數目卻不足。到了暑假末，就可以看到家長拉着孩子滿街找學校。
私立學校沒落的年代
當時有了新興的企業型大學校如地利亞、利瑪竇，就是因為還有私立學校的市場。記得在那個會上，「買位」這個新鮮事兒，並沒有引起私校太大的興趣。演講後的討論，都是在探討「買位」的吸引力。私校的態度，覺得是一種不太明白的新東西，反正沒有急切需要。現在看來，當時私校還未感到公立學校迅猛發展的「大禍臨頭」，所謂「未知死」。
但同時，也是小型的私立學校（被稱為「學店」）岌岌可危的時候。家長一方面找不到學校，另一方面又不太願意送孩子進「學店」。記得當時北角有一家小型私校，暑假末要以贈送書簿作為招徠。筆者1969年曾經接辦一所無法辦下去的小型私校，裏面種種令人慨嘆的現象，這裏無法細述。
筆者1970年辦學的時候，小小的筲箕灣，有89所私立學校；1979年培元停辦的時候，只剩下3所。也不難理解：因為擴展公立中學，私校的空間已經愈來愈小；而剩下的空間，又給大型的私校佔領了；小型的私校，就愈來愈沒有立足之地。
私校聯會的領導層，也反映了這種形勢。會長讓位於新興的大型私校。但是地利亞的艾文士任滿以後，就選出了張振國。張振國創立的文理英文書院，可以說是私立學校的一股清泉。一反私立學校的商業氣息，又沒有官立學校的政府規限。是當時極少數的新型私校，有明確的辦學理想，也是後來很多團體辦學的先行。這時候，「買位」已經成為私校存在的「救命草」，也成為不少私校存亡的關鍵。大勢所趨，文理後來也轉變為資助學校；那是只有少數私校所走的道路。
罕有的教育界聯席會議
張振國領導私校聯會的時候，筆者仍然是義務秘書。卻碰上了教育界的大風浪。這風浪，超越了私校的存亡，而是教育界「反對中三淘汰試」的浪潮。事緣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在1973及1974年連續發表了發展中學的綠皮書、白皮書。在普及初中之後，建議為40%的學生提供公立高中學位。於是在中三就需要有一個甄別考試，民間稱為「中三淘汰試」。這引起當時的教育界普遍不滿，於是有了「反對中三淘汰試」的聯席會議，參加者有68個教育團體。私校聯會由於地位特殊──一方面，既非代表僱主的辦學團體，又非代表教師僱員的職工會；另一方面，既非左派（愛國學校）、又非右派（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學校團體；同時還聯合了形形色色的教育專業團體，還有教育界的純粹壓力團體（如「教育行動組」），於是筆者代表私校聯會成為聯席會議的召集人。這是筆者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
這期間，張振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只是他對形勢的冷靜而精闢的分析，而且是最重要的寫手。當時私校校長之中，他的英文最好。連串頻密的公開聲明，都是他的手筆，又或者是經過他字字斟酌修改的文稿。
稍後，私校的困境更加明顯。記得當時的教育人力司司長陶建（Ken Topley），在一次私校聯會的大型晚宴上，公開說：「對政府來說，私立學校不過是「public convenience」（也可以解作公廁）。」於是出現了私立學校為求存而發起的爭取，爭取政府留下私校發展的空間。也是頻密的英文信件、公開聲明，都是張振國敏捷而從容的領導，為私校的群體服務。各方面都對他非常尊敬。
張振國的EQ非常高，從未看到過他急躁或發脾氣。即使是非常緊急或者嚴峻的事情，他也總是以平和的態度和溫和的語氣處之。訃聞中他的照片（下圖），是他典型的、經常的笑容。他的從不誇張的笑聲，彷彿還在我耳邊。
之後續任的歐陽英昌（當時的伊斯蘭中學）、鄭明韜（威靈頓校長，後創立萃華英文書院）（兩人都已過世）都是頗有理想而沒有商業味道的私校聯會會長。筆者於1979年結束培元之後，就離開了私校聯會。只記得培元結束的告別畢業禮，這班共事多年的私校朋友都出席了。鄭明韜作為私校聯會會長，在嘉賓致詞時不禁落淚，TVB也當晚報道（記者是劉慧卿）。事後接到李汝大的來信，說「鐵漢如司徒華者，尚且熱淚盈眶」。也可以說是香港私校的一個段落。之後，本地的私立學校已經不多，小型的「學店」已經無法生存，大企業式的私校相繼結束。譚萬鈞接任，以他的伯裘書院為基礎，創出了特殊使命的學校，又是一個新世代。
難忘的文理預科夜校
但是，張振國校長在創立新蒲崗文理書院之前，有一項歷史性的創舉──文理英文預科夜校。創立於1970年，張振國剛從港大文學院畢業不久，在銅鑼灣金殿大廈閣樓（維多利亞公園東南角，今天后地鐵站），創立了這所預科夜校。許多在校或者中學畢業的青年，在這裏進修而獲得很好的成績，進入香港大學，但這只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非常突出的方面，是這所預科夜校的教師，大部分是港大的在校生。他們一方面培養了不少師妹、師弟，但又因此自己獲得收入，幫補自己在大學的消費。因此這所預科夜校，也讓許多家庭經濟拮据的大學生，得以完成學業。用現代的眼光看，可以算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企業。
張振國近年移居美國，在馬里蘭州定居，也是他離世的地方。疫情之前，他與太太每年都會回港，總會與當年私校聯會的同事敍舊。張振國自幼患小兒麻痹症，身體的缺陷卻沒有絲毫妨礙他的智慧、毅力和貢獻。他在不同的歷史時刻，看準時代的需要，把這些需要變成自己的使命，低調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踏踏實實地為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的教育史，應該有他的名字！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