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電影系列》在香港上映，以紀錄片的方式，介紹了6位台灣文學家的創作歷程。
其後，側聞《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II開拍，作家包括台灣的瘂弦、洛夫、林文月、白先勇，還有香港的劉以鬯、西西和也斯。
樓梯的響聲聽聞已久……等了3年。
2015年3月底，西西的《我城》在香港電影節首映，引發了很多討論。
沉寂了一段時間，到年底，始知7部作品即將面世。為了配合電影在香港上映，主辦機構安排了一連串的活動，既有電影發布典禮、文學家對談，亦有電影放映、映後座談。
遠在海外的台灣作家白先勇、洛夫、林文月也來了。
因緣際會，牽引出這個林文月的專訪。
談論文──讀中文系的人
走進中環廣場49樓的會議室，林文月已端坐在桌子的一邊。自抵港後，不斷出席活動、接受訪問，但她的精神看來頗佳，還是那麼的美麗大方、從容優雅。
由一個「讀中文系的人」，訪問一位「讀中文系的人」，其實很順理成章，也蠻有意思。然而，面對着這位前輩，我倒有點戰戰兢兢。
話匣子打開，談的就是她的「3種文筆」──論文、創作與翻譯。
「先從論文說起吧，我讀的是中文系……」林文月說。
1952年，她考進台灣大學中文系，接着唸研究所，畢業後留在母校任教，一教就是34年，直到1993年才退休，移居美國。
她報讀中文系的一段逸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1952年的台灣，大學並不多，當時，台大外文系對女孩子來說是首選。她在收集全班同學的報名表時，發現50多個女生，除了僅有的一人填考哲學系之外，其餘都填上外文系，自己也不例外。為了與眾不同，於是她便用刀片刮去「外」字，寫上「中」字。想不到，這一「刮」，便把林文月刮到台大中文系那裏去了。
另外，她也考取了台灣師範大學的藝術系，她卻選了中文系，主要是因為聽取美術老師的忠告，「把繪畫當作業餘嗜好，那樣子會更快樂」。其實，她繪畫的造詣相當不錯，寫文之餘，有時也會繪製插畫，尤其是在建築、服飾方面的記述，可以圖像補註解之不足，幫助讀者更了解文字的說明。
在大一將唸完之際，她想申請轉到外文系。第一次踏進系主任辦公室，向臺靜農先生提出轉系的意願。臺先生對她說：「你唸得很好嘛，不要轉系了。」一句話就堵住了她的嘴，結果系也沒轉成。在中文系唸完4年，她並沒有想過繼續做學術研究，只想在系內做個助教，安靜地過着與書為伴的簡單生活。反而是臺先生為她着急，與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先後召見她，勸她去報考研究所。
林文月在台大，研習的大多是古典文學，學術訓練要求嚴格，她主要的寫作方向就是論文。
在學術研究方面，林文月認為論文的題目要有意義，哪管多細微也不要緊，但一定要有個人的創見。她舉出北朝《洛陽伽藍記》為例，此書在歷史、地理等部分的描寫雖客觀嚴謹，然亦有感性主觀的一面，此一奇書乃由冷熱筆調交織而成，遂將論文定題為《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她還指出，即使寫作學術論文，也不能沒煞感情。將冷筆與熱筆運用自如，應視為寫作論文的正途。
說創作──《京都一年》
談到創作，林文月說：「最早寫散文，大概可以從小學時候算起。」
林文月是出生於上海的台灣人。據《馬關條約》，台灣人也算是日本人。
小時候，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也以為自己是個日本人。她在西江灣路540號度過了人生最初的13年。那時，她讀的是日本小學，講的是日本話，寫的也是日文，她的文章經常可以張貼在布告欄上供大家閱讀，可見她寫得很好。至小學五年級，抗戰勝利後，基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在1946年的春天，舉家遷回台灣，她才開始接受國語教育。
在高中時期，她已開始用筆名偷偷向報章雜誌投稿，早年也曾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但以筆名發表，已散佚不存。
1969年春天，她接到系主任屈翼鵬先生的通知，獲國科會的資助，可赴日本進修一年，而在中文系，符合條件，能接受獎學金的，只有她一人。那時候，她的孩子還小，兒子唸小學一年級，女兒才進幼稚園。最初，她猶豫未決，丈夫郭豫倫卻給予她很大的支持，還鼓勵她說：「去吧，這是磨練你的機會。」這時，家中有一個可靠的老傭人，像長輩一樣，把一雙兒女照顧得很好，所以她就留學去了。
這一年，可說是她生命中的轉捩點，使她在寫作和學術研究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她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任研修員，做比較文學的研究，題目是《唐代文學與平安文壇的影響》。剛好林海音女士為《純文學》約她寫稿，於是她每月寫一篇與京都相關的遊記小品，在月刊上發表。最初，她是為了排遣閒暇而寫作，到後來，反而到處尋幽探勝，四出找尋寫作的題材。
在日本那段日子，雖然已是40多年前的往事，但對她來說，卻記憶猶新。剛抵京都時，她得到了名義上指導教授──平岡武夫先生的熱心幫忙，在距離大學不到5分鐘路程的石橋町，找到了一個分租的日式房間。住宿民居，是明智選擇，可以融入京都的平民生活。當時，她認識了樓下的房客下平太太──她的「日本保姆」。下平太太在京都大學考古系辦公室當清潔婦，對工作很認真，十分盡責，是外國留學生口中的「日本媽媽」。下平太太對她的日常生活照顧有加，尤其是飲食方面，就像慈母一樣。
由於平岡先生的介紹，她與秋道太太和那須小姐都成了知交好友。那須小姐是平岡先生的女助手，專攻社會教育，聰明而能幹，還跟她學中國話。那須小姐成了她的義務嚮導，除了帶她遊山玩水，欣賞京都美麗的一面，也曾帶她進入了京都的「賤民區」，看到了日本陰暗的一面。那處比較亂，也比較髒，一般外國人都不會進去。「賤民」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部落民」，他們大多從事屠宰、殯葬、皮革等「不潔」行業。明治維新後，已廢除種姓制度，但他們的後代仍受到歧視，很多人都不願讓子女和部落民的後代結婚。她還告訴我，當時在大阪，就有一對戀人，因為其中一方是「部落民」，不能結婚而雙雙自殺殉情，言下不勝唏噓。
京都一年，讓她重拾創作之筆，1971年出版的《京都一年》，成了林文月第一本創作的散文集。她從此作不綴，出版了多部散文，都很受歡迎。據說，「粉絲」對其作品的喜愛程度，依次為《午後書房》、《飲膳雜記》、《京都一年》、《擬古》及《人物速寫》，但她自己卻最愛《擬古》。
所謂「擬古」，就是摹擬古人之作，陸機在六朝，開擬古之風。林文月創作多年，為求突破，於是在形式上推陳出新，「摹他人之作，創獨樹之風」。林文月以作古的名家為摹擬對象，寫自己的東西，古今中外名作皆可作為取擬的目標，並不囿於中國古典文學。此系列文章，可說是開創了一種寫作方式。其中《江灣路憶往》一文，便是仿照蕭紅《呼蘭河傳》的筆法，將兒時住過的地方描劃出來。1998年，台灣中央大學一位博士生許秦蓁曾按圖索驥，重走林文月當年的上海之路，果真絲毫不差，連門牌都沒改變。
為什麼寫作？她的看法是──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自己、觀察世界，有所體會、有所感思，將觀察、體會和感思，誠懇地寫出來，遇到用心的讀者，便會感動他們的心。
論翻譯──《源氏物語》
從上海遷回到台灣後，小學的老師用台語教授國語，六年級的林文月，需要同時適應兩種新的語言。在當時，她在腦中不斷將國語翻譯為日語，再將日語翻譯為台語。她曾坦言，「這是我翻譯經驗的開始」。
讀大學時，林文月曾翻譯過幾本日文書籍。
然而，她翻譯《源氏物語》，卻出於偶然。1972年，林文月到日本出席京都國際筆會，提交了一篇用日文寫的論文《桐壺と長恨歌》（《〈長恨歌〉對〈源氏物語‧桐壺〉的影響》）。回到台灣後，她把論文翻譯為中文，而且在論文後面附錄了《源氏物語》第一帖《桐壺》的譯文，發表於《中外文學》，豈料附錄的譯文大受讀者歡迎。於是，《中外文學》出版社的社長、外文系系主任胡耀恆教授便跟林文月商量，請她把54帖的《源氏物語》逐帖翻譯出來。
雖然要教書，還要照顧家人孩子，而且日文只唸至小學五年級，但是她還是硬着頭皮地答應了，稀裡糊塗地開始了這樣一次難度極高的翻譯計劃。
她的翻譯，是在時間的罅隙中進行，有時晚上在家裏宴客，等待朋友上門前，她會走進書房工作，縱使多譯一行也是好的。臺靜農先生曾勸她，不用每一期都交稿，但林文月每次都趕在截稿前翻譯完畢，總是「努力工作，按期繳稿」。
「感覺像跑馬拉松賽，不能停下來，一停就會半途而廢。」
從1973年初開始，至1978年中，經歷5年半，林文月終於完成這部日本平安時期的巨著的翻譯。
5年半以來，她書桌的布置從未改變──正中放着《源氏物語》古文的底本；一邊放着3種《源氏物語》的日本現代譯文，包括與謝野晶子、谷崎潤一郎和円地文子的譯本。古文底本下面則放着亞瑟‧韋利及塞登史迪克的英譯本，她認為後者更忠於原著，更具參考價值。
京都一年的經歷，對她的翻譯也大有幫助。書中記述的節令行事，她曾仔細賞覽過；城內近郊的場景文物，她也曾認真面對過。
隨着翻譯的進展，她愈來愈覺得自己滲入紫式部的世界。有時夜深人靜，獨對孤燈，執筆書寫，她彷彿感到「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後」。
1978年6月25日12時36分，林文月在稿紙上寫下「全書譯完」四個字，「半是喜悅、半是落寞；一些些滿足、一些些悵惘……」她當時的感覺就是悲欣交集。
譯畢《源氏物語》，林文月選取了《枕草子》來翻譯，此書是平安時期另一女作家清少納言的隨筆，風格簡勁陽剛，與紫式部的委婉華美，截然不同。
「倘若不能保留原文的特色，那就失敗了。」林文月認為最好的翻譯是「替作者講話」，譯出作品的風格來。
道廚藝──《飲膳札記》
身兼多個角色，要當教師、妻子、母親、女兒，確實很辛苦。然而，無論在講台上、廚房裡，林文月的表現，都是一樣的出色。
林文月喜歡為家人做飯。25歲之前，她從沒下廚的經驗。結婚後，她認為「作為一個女人，料理家人三餐，應是份內之事」，便開始學習廚藝。在她看來，「廚房裏的事情，跟做學問沒有什麼區別。」下廚如同創作，一樣有成就感。
講台上、書房中、廚房裏，時間如何分配？
林文月笑着說：「每天只有24小時，時間真的不夠，所以要有計劃，好好利用……」
她精於廚藝，家裏經常高朋滿座。每回請客，她都預先將宴請日期、客人名字，以及菜式的配搭，在卡片中一一寫下來，就像做學問一樣，記了許多筆記。《飲膳札記》一書就是這樣「記」成的——正因為許多師長已經故世，不少朋友亦已離散，她才會把這些筆記上的飲膳往事記錄下來，連綴成文。
月出林梢長照人
「我覺得我必須要先做一個人，再做一個女人，再做一個學者、作者或者是翻譯者。」
人如其文，在訪談期間，聽林文月娓娓道來，不徐不疾、語調平緩，自有一股從容不迫的氣度，不禁令人聯想起她的散文──含蓄蘊藉、平淡自然。
訪問完畢，我捧出幾本書來，請林文月簽名。她的書法線條簡潔有力，可見其為人極有原則，且兼具魄力。
從外表看來，林文月柔弱、纖細，唯其內心世界卻極之剛毅、堅韌。
在人生路上，論文、創作、翻譯，以及廚藝，伴着林文月度過許多歲月。
她的嚴謹、認真、堅毅與努力，也為她帶來了今天擁有的一切。
作者補記：7月下旬，到中學做「散文寫作」工作坊，學生交來的習作，有好幾篇寫的是母親，在最後一節，我跟學生分享了林文月的〈給母親梳頭髮〉，無意中撿出了這篇舊作……滾滾紅塵世路長，人之相遇，是緣份。謹藉此一角，刊出多年前所寫之專訪，中秋、秋分已過，月出林梢，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原刊於《城市文藝》，2016年2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