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左派與右派概念的釐清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於是，人們形成這樣一種看法：左派要平等而右派要自由；左派擁抱國家而右派擁護市場；左派追求參與式的直接民主而右派主張代議式的間接民主；左派重視社會正義而右派反對社會福利；左派贊成結果平等而右派追求機會平等（註一）。至於所謂中間派，則是兩邊都要一點，同時兩邊都做一點妥協，但背後卻沒有任何原則性的理由。

我認為這樣的標籤，雖然能帶來討論上的一些便利，同時卻是問題重重，尤其是嚴重曲解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原因很簡單，如果自由主義真的被詮釋為一套不重視平等和社會正義的理論，那它不僅嚴重背離自由主義傳統，同時也會在理論上沒有任何道德吸引力。過去數百年來，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實踐上，自由主義一直視平等為核心價值，並以此作為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公民平等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男女社會地位及工作待遇上的平等、種族和膚色平等，教育和就業上的機會平等。這張清單可以一直數下去，而民主社會其中一個重要成就，正是在不同領域努力推動平等理念的實現。

我們因此可以說，自由主義不僅在爭自由，也在爭平等；不僅在爭某部份人的自由，也在爭所有人的自由；不僅在爭某個領域的平等，也在爭公民在不同領域都能得到國家平等的尊重。背後的基礎，是「人人生而平等」這個現代最深的道德信念——這個從洛克、盧梭、康德直到當代的羅爾斯、德沃金等自由主義者努力捍衛的信念。是故，左派和右派之爭，根本不應視為平等與自由之爭，而應視為「要甚麼樣的平等」和「要甚麼樣的自由」之爭。如果右派拱手將平等讓給左派，甚至對平等的理念避之則吉，那麼他們將難以證成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同時無法回應今天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出現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公正。

問題馬上來了：如果自由主義真的重視平等，為甚麼竟可以容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導致的巨大貧富不均，以及由此而來的其他領域上的嚴重不平等？例如富人較窮人擁有更大的政治話語權，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優的教育機會等等。資本主義的發展令大部份資源和財富集中在極小部份人手上，已是全球普遍現象，並已在各國激起極大民憤。如果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並無條件擁抱放任市場，那麼它如何還能夠聲稱自己重視平等和正義？這是真實而迫切的問題。今天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成為批判聲討的對象，與此有極大關係。

某些相信自由至上的放任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s）直率地認為，這樣的不平等是經濟自由的代價，不得不如此，我們必須接受。也就是說，自由和平等是不相容的價值。自由主義既然選擇了自由，那就必須犧牲平等，國家不應用任何手段去干預市場或進行財富再分配。我在書（編按：《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周保松）的第四部份指出，持有這種立場的人並不如他們自己想像的那麼「自由至上」，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在一個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商品社會，金錢是使人能免於法律限制而去做許多事的必要條件，因此富人其實較窮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如果放任自由主義真的重視人的自由，並希望所有人能夠具備基本的經濟條件去實現這些自由，它就沒有理由接受市場萬能，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的資源再分配（註二）。

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對此問題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羅爾斯的問法是：如果我們視社會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參與的一場公平合作，那麼怎樣的資源分配原則才能被所有合作者合理接受？羅爾斯的答案是，在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及公平的機會平等後，只有在對社會最弱勢的人最有利的情況下才能容許不平等分配（註三）。基於這組正義原則，既然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只會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窮人不能在經濟合作中受益最大，那麼自由主義自然不應接受這樣的制度，而應另謀其他出路，例如他所稱的財產所有民主制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或自由社會主義制（liberal socialist regime）（註四）。我們由此可見，羅爾斯從來不覺得自由主義有必要無條件支持資本主義。對他來說，既然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那麼首要的問題必然是：從自由平等的觀點看，怎樣的社會才是最公正的社會？自由和平等從一開始就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共同構成正義社會的道德基礎。

去到這裏讀者大概會明白，為甚麼我認為前述的那種「左右」二分的框架站不住腳，因為它根本無法套用到像羅爾斯這樣的正義理論上面，而羅爾斯卻是當代公認的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更為重要的是，那種以放任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右派觀點，既難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亦難以回應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許多批判，因此難以建立起它的道德吸引力。我認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才是中國自由主義更值得追求的目標。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