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華洋雜處，一般人說話時都難免中英夾雜，但對寫作卻要求純粹中文或是純粹英文，寫作風格別樹一格的文化評論家林沛理卻不認同，更認為中英夾雜可令我們盡享雙語並用的齊人之福，觀點有趣，值得深思，以下為講座節錄：
中英夾雜在香港是很普遍的現象，如果你要拿文化優越感的話，嘲笑內地人的英語水平是很好的方法。
劣質翻譯 引起笑話
例如小心地滑的翻譯，香港會用“caution slippery floor〞，但內地不時見到“slip carefully”，即叫人小心翼翼地滑倒。有一次在到內地機場，見到出口和入口寫着“import”和“export”。
有次我在看內地的字幕組翻譯Kramer Vs. Kramer ，有一句對白是time to eat, children，字幕組卻翻譯成為「是時候食孩子了」，而不是「是時候進食了，孩子。」惹來笑話。很多時候，是因為用中文寫作的人不了解英文，所以會出現這種問題。
香港人一直自豪自己的英語比內地優勝。我舉一個例子，讓香港人抬不起頭。你要知道自己有多差，才會抬不起頭。
今年是2017年，特區政府在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使用的口號出現了問題。
「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
中文來說已不太好，我懷疑創作者不明白「把握」和「掌握」的分別。
出事的是英文：「together，progress，opportunity」
以英文的詞性（part of speech）來說，progress和opportunity均是名詞，together是副詞，三者並列，會令人覺得創作者連英文詞性的基本掌握也達不到。
再者，在意思上together和「同心」差很遠，例如We go to school together，解作我們一起上學，但絕不是同心上學。這裏我想到可以用另一個更準確的詞彙：unity。
從這個創作中，可以看得出他們對英語的理解運用和掌握去到什麼水平，這亦反映「沒有作者」（author-less）的創作衍生的問題。創作是講求過程，出來之後亦要負責任，無須負責任，自然比較隨意。
口號出了之後整個社會的相關討論亦十分少，反應社會對中英夾雜的敏感度或水平很低。
中英夾雜 互相增值
雙語運用（bilingualism），在世界是很普遍的現象，而當中又因為英語是商業用語，全世界亦要學習。
Bilingualism亦有分兩種，有一種是我們經常批評的現象，就是負增值的雙語運用。例如1+1不是等於2，而是等於0.8。以中國人為例，母語是中文，但不得其法地學英語，兩種語言水平亦隨之下降。
香港人在討論時，大多集中討論英文學得不好，如何影響中文。很多人批評我寫作中英夾雜，有朋友苦口婆心地勸我要寫純粹的中文。例如他們會說：「你什麼時候會看見魯迅的文章有英語？」
但我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變化，英語對於民國時代的人的意義，與這個時代已經不同。
中文與英文相加，1+1是可以等於3的。如果你中文有一定水平，在你得到英文的滋潤後，你的中文會寫得更好，用香港常聽的說法，就是value added（增值）。
如果大家對於語言敏感的話，你會發覺整個香港的語言環境都受到污染了，而中英夾雜會令到你對中文和英文同時都敏感了。
在香港這個環境，日常接觸很多的中文也是翻譯過來的，尤其是新聞。因為美國的強勢，所以很多外電都是美國的新聞，早前一天看新聞，他寫着兩國的關係「不可以被摧毁」，我一看便知道這是翻譯，原文應該是indestructible，但其實可以用「牢不可破」取替。結果當天晚上，可能他的編輯回到公司，就將字幕改成牢不可破。
這些都是一種隱性的方式，把劣質的中文滲透在我們的生活中。當中文和英文是互相增值時，第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對於語言環境的敏感程度有所提高。
我一出道寫作的時候就是中英夾雜。寫作期間不單止是名詞，可能是一個片語（phrase），甚至整個句子，有事我也會用英語起標題。但在香港很奇怪，大家會要求純粹，寫作方面會要求純粹的中文或者英文。
這不是炫耀，而是因為不是這樣的話，我寫不出一篇文章。我經常強調我在做一些很自然的東西，強調到事情反而變得不自然。
我是很地道的香港人，但我在中學的時候已經接觸外國雜誌，例如《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客》（The New Yorker），有時甚至會幻想自己是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人，紐約市民，而在過程中吸收大量評論風格，結果我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也變成這樣。
因為我可以
在香港，基本上沒有說話完全沒有英文的人，很少見這種追求語言的純粹程度的人，如果你久不久中英夾雜，很少人會對你反感。但在寫作，如果你中英夾雜，就會惹來很多批評。不過在很多方面，我們也不會要求純粹，包括菜式、購物、政府政策，但寫作卻變成了保持純粹的最後一個堡壘。十分奇怪，但這是一種佛洛伊德式的處女情意結，甚至用語文的純粹程度，去判斷一篇文章是否有用。
結果我寫了這本書，分享應為中庸的原則，其中一個Becase I Can（因為我可以）。這不只是寫作，做人、做事亦然，要視乎對自己有多認識（self knowledge），寫作風格為何，視乎你是什麼人。
我認為只有中英夾雜才可以表達到自己。
我強調的是中英俱佳（effectively bilingual），是過去香港人的優點、強項。若失去，就會在激烈競爭中處於下風。如何可以保持這個優勢，是重要的課題。
問：如何可以確定自己的雙語學習是加法而不是減法呢？為何這麼多人學得半桶水，是否與母語教學有關？
答：我贊成母語教學。學中、英文從來不止是一個語文問題。語文有兩種價值，一種是工具價值，用作與人溝通、匯報、寫報告。英文作為工具，比其他語文都有用，甚至可謂最有用。但若為此學英文，永遠學不到好英文。以內地為例，曾有段時間鼓勵國民學英文，風氣一時盛行，這亦符合國家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的政策。後來發覺有問題，中國人不止學英文，同時受到英文代表的價值薰陶。
英文重視文法（grammar），甚至有人以為學英文就是學文法，我一直不明白，亦在多個場合指出，為何在香港教英文的老師，都不是以英文寫作的人，甚至不喜歡以英文寫作而只懂文法。不少報告指出，香港人的英文閱讀能力不俗，但寫作能力非常差，一點都不值得驚訝，原因很簡單：從來沒有人教他們寫作，正如一班不懂游泳的人教游泳，匪夷所思。
英文世界有這樣區分：一類是文法學家（grammarian），另一類是作家（writer），後者在英文寫作中得到樂趣。所以香港政府會出產這樣的英文，一點也不奇怪，政府官員讀書成績很好，是社會精英。他們文法不會錯，但沒有學過寫作，怎可以要求他們突然之間，畢業後出來工作，就成為writer呢？從小到大都是教他們什麼叫文法上正確（grammatically correct），有這樣的因就有這樣的果。
至於加法還是減法，不少專家指出人不是天生就能夠學習外語，也有語言學習理論提出「語言關鍵期」，過了這段時間學習外語就會事倍功半。我自身經驗是：不要劃分外語或是自己語言。不要當英文不是自己的語言。關鍵在於與語文建立什麼的關係，最好是親密的關係。我留意到身邊的人，例如日文了得的朋友，日文已不是他每日花時間上課學習的，一定與他的生活有某種連繫。
英文對我來說亦是，中一時我看《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它好似能說出一些從沒有人對我說的話，好像他能明白一些我很個人（persoanl）的事。那刻開始，英文就與我建立不尋常關係。我明白這樣說，對不少人而言是要求太多（too much），他們可能只是有職業上的需要，視英文為工具。但若要更上一步，就要建立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而從文學入手是不錯方法。文學是作者與讀者一個坦誠的（heart to heart）溝通，所以是最有效途徑。
林沛理簡介
香港作家，文化評論家。曾為《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常於香港報章撰寫專欄，如《信報》、《明報》、《南方都市報》及《亞洲週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