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元旦，香港的天空仍然感到一片迷惘，社會上的對立面已日趨嚴重，這一年對聖士提反女子中學（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來說，剛好是紀念110周年的重大日子。回顧這家百年名校，從創辦的1906年，經歷了二戰時日本侵略者的破壞，戰後學校重開的艱辛歲月。它的經歷，正好反映香港戰後社會的實況。重温學校如何渡過這一段時艱，對身處社會變遷的香港人，希望能作一點正面的鼓勵：本着堅定的信念，排除萬難，努力而進前。
香港淪陷，學校停課
1941年11月19日，剛上任的港督楊慕琦（Sir Mark Young）在聖士提反女校的郭少鎏堂主禮戰前最後一場畢業禮（Speech Day）。數天後，校舍已被安排接收從拿打素醫院和瑪麗醫院轉介的病人，香港政府已為日軍的侵略準備防衞戰。12月8日香港戰役正式展開，這天也是歐鏡新校長（Miss Edna Sabrina Atkins）的生日。戰事持續不久，到了聖誕前夕，當聖公會教士和教員在學校的靈修室進行聖誕崇拜後，香港於翌日正式戰敗投降。歐鏡新校長和一眾外籍教員被送到它的姊妹學校——聖士提反書院改成的赤柱戰俘營。
日佔初期，校舍仍然用作緊急救援醫院，直到1942年5月才結束。因為香港唯一的大學——香港大學已經關閉，日本人的文化侵略只能另覓新址，用作教授日本文化之所。日本陸軍部隊決定於1943年5月，進一步侵佔校舍，改為「東亞學院」（Toa Gakuin），作為培訓政府公務員和教師的場所，由日籍講師主導一年制日語教授的日式課程，最多容納130名學生。面對這樣的突變，學校的教員相繼離去，只有舍監高姑娘（Lucy Goodridge）因為母親是日本人，能以第三國籍身份留校，負責日本導師的飲食，情況就如同他們的日本保姆。高姑娘敢於教導日本導師要尊重他人的財物，每天不停巡視校舍，盡她的力量保護校中所有物資。幸得高姑娘在戰時留守校舍，大部份桌椅都能保存下來，以便戰後學校重開之用。可惜學校早年的檔案，在日軍投降前，已一起被燒毀，而學校亦從香港大學處尋回已被蟲蛀的藏書。
日治時期的香港，每一個階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聖士提反女校師生的遭遇也不能倖免。不少學校的新舊女生跑到中國內陸，以不同方式為國家服務；一些從事救援工作、一些參與紅十字會和醫院工作；其他留港的舊生中，亦有醫生和護士，堅持為香港市民提供醫療救護服務。不少華人師生，更冒著生命危險，偷偷運送包裹和訊息給身處戰俘營的外籍教職員。師生同袍關懷之心，不分國籍，其情可嘉！（曾有三名香港華人警察因帶物資給營中外籍人士，被日軍處以斬首極刑。）
二戰時，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正身處中國昆明。他一直擔心從香港撤退到重慶男女學生的情況，不知這些來自香港高貴家庭背景的學生，到埗後會否感到生活不習慣。何會督於1942年的一個冬天，特別去探望他們，並見證學生每天只有兩碗白飯和一碗鹹菜的生活。因重慶地理形勢，每星期只有一天見到陽光。當時國家全部以國語教授課程，對只懂粵語的香港學生來說，是重新學習的開始。最令部分孩子不能支持下去的，是全無香港傳來的音訊。但事實證明，大部分香港學生並不如國內人心目中那麼「屎事」，他們都能渡過這段艱苦歲月。
至於學校的華籍教職員，因香港淪陷而停課，繼而失業。其中一些不願為日本人工作的教員，連同數位友好，便遠走泰國暹羅（即曼谷）。其中於1925年加入聖士提反女校的梁華瑗（Doris Leung），戰時在暹羅居住了三年，以私家教師為生，生活艱苦，最令她難過的，是仍在香港的妹妹梁華瓚（Mabel Leung）和朋友已斷絕通訊，對香港的家，思念之情，揮之不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她決定回港，但因船務安排困難而未能成行。直到盟軍抵達暹羅後，她便立即向盟軍申請返回香港的安排，幸得贈予免費回港的航空旅程，最終能和香港的家人團聚。她在香港安頓，已是1946年的1月，遲了回到她曾服務20多年的聖士提反女校——學校早於1945年9月重開，並於10月復課，大部分教員職位經已滿額。她唯有寫信請求何會督幫助她和她失業的妹妹尋找服務社會的機會，結果兩姊妹先後同於聖士提反女校任教。
戰後重光，臨危受命
日本投降後，被監禁的歐鏡新校長和一眾外籍教員獲釋，大多返回祖國休養。故聖士提反女校校董會於1945年9月初委任黃乃漢先生（Stephen Wong Nai Hon）為戰後的代校長，直至原任的歐鏡新校長於1946年6月從英國回來接任，黃乃漢才於同年9月16日離開學校。
黃乃漢臨危受命，在校服務雖然只有不足一年的光景，但他充滿魄力，為人和靄可親，為戰後學校重開做好一切準備。他和戰後回校任教的張玉瓊女士（Winifred Cheung），是負責錄取第一批學生的功臣。學校於1945年10月1日重開，只收中學第四至七班學生和小學學生，到10月底已錄取了350名學生。一年後，學校才開始接收中學高年級一至三班的女生。在戰後物資奇缺下，他們二人更於1946年4月為廣東農民飢荒，組織義演籌款，籌得高達港幣12,000元善款，相等於國幣400萬元。
從有限的資料看，黃乃漢應是培正中學1927年級會仁社的同學。曾記錄他於1939年短暫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任職十個月國文歷史教師，戰時一直和聖公會保持聯繫。香港淪陷初期，他曾於聖公會聖馬利亞堂主持崇拜和協助推進會務。戰後因為聖士提反女校校長歐鏡新女士剛從戰俘營釋放，須回英國休養，故於1945年9月4日，經校董會通過，委任他為代校長，更得到聖約翰座堂的會吏施玉麒（Rev. George She）支持，授權他以校長的身份，處理學校在戰後的日常工作。直至歐鏡新校長於1946年6月回港重新上任，前後服務不足一年，並於9月16日正式離開學校，後經會督安排，繼續為聖馬利亞堂工作。1948年，該堂成立了崇拜講道委員會，黃乃漢被委任為五位助牧員（讀經員）之一。1962年，已見黃乃漢成為聖雅各堂的牧師。
黃乃漢在聖士提反女校作為代校長時，其中不為人知的事件，是他為戰後生活艱苦的教職員爭取特別補助，這正是戰後一封信的由來。這封寄給校董會（School Council）主席何明華會督的信札，70年來一直封存於聖公會主教府內，未曾有學者發現和翻閱。信札以中英文信件分別呈上，其中中文的一封信札，是書寫於日本陸軍遺留下來的專用信紙，可見當時學校的物資奇缺。而文中內容，以「衣、食、住、行」來形容香港戰後的情況，實屬香港戰後重要的檔案，現將全文節錄如下：
公啟者： 竊職等自担（擔，此係原文，編者按）任授課以來，一本為教育而教育初衷，黾勉從事。唯邇來物價不斷高漲，個人生活亦感困難，不獲已而，為將伯之呼。 敬希
垂察！玆謹陳概況如左（如下，作者按）：
「衣」——在戰爭期中，職等多無力添置衣履。年來皆已破舊不堪，目前茍擬購一襲布衣，則非百數十元不辦，何來如斯巨款，且吾輩被目為斯文中人，授課與會客均須衣冠整齊者也；
「食」——近日糧食漲價，人所共知。單就柴米而論，漲風已屬驚人，公價物品輪購匪易，加以工作關係，亦無餘暇。月薪所入雖足應付，然其他方面則付缺如（闕如，此係原文，編者按）；
「住」——香港重光後，人民歸來者眾，業主乘機加租。一房之值，亦達五六十金。職等雖有不用賃屋為家，然負担（亦原文，編者按）租金者，實居半數；
「行」——物價飛漲，不獨糧食為然，普通革履一雙，亦達百元之值。職等間有路程遙遠，或兩天返校，則一鞋一傘，亦感無力置備。
公等本愛 神愛人之旨，救災恤貧之心，予以補助，則感戴不盡矣。又道路傳聞，當局有以三個月薪俸，津貼政府教員。公等明達，深信必有良策，以解吾輩之倒懸也， 謹呈
聖士提反女校董事會
聖士提反女校校長（黃乃漢簽名，作者按） 暨全體教職員叩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二日
物資短缺，生活艱苦
聖士提反女校教職員的生活問題，正反映香港戰後的實況，從香港政府公報的資料看；若以1938年為基準，食物價格到了1940年上升24.6%，戰前的1941年上半年更升了55.4%，到戰後的1946年，則狂升了604.8% 或六倍。至於紡織品價格，亦分別上升了24.8%、38.3% 和669.1%。再從戰前的1939年和戰後的1946年底主要食品價格比較，情況的嚴重可見一班：米價（自由市場價）由一斤0.07元升到0.84元（即上升了11倍）、鮮魚價由一斤0.28元升到1.65元（上升了4.89倍）、咸魚價由一斤0.24元升至1.95元（升了7.13倍）、牛肉價一斤由0.35元升到2.45元（升了6倍）、豬肉價一斤由0.54元升到3.25元（升了5倍） 。
香港背靠中國大陸，物資和主要食糧均從中國供應，因日佔時的禁運和戰後中國出現飢荒，香港物資奇缺，價格高昂，香港市民生活支出大增，十分困難。從聖公會戰後復刊的《港粵教聲》中，可見中國大陸惡劣的情況，到了自身難保，又何能照顧香港？「以經濟言，吾國已瀕於破產。吾人試看國內工商業之不振，國民之窮乏，國幣之低落，便易明暸國家經濟之實在情況。人民之所望於政府者唯求甚解決生活而已。今者和平已有一年而人民痛苦毫未解除，人民之經濟生活迄未改善，反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之感，斯則政諸公不能辭其咎也。」
聖士提反女校校董會於1937年成立，成員包括主教、校長或代校長、聖公會海外傳道會本地秘書和三名由主教委任的委員。戰前，學校校長或代校長的薪金由海外傳道會總部支付；其他教職員的薪金，全數由學校的堂費和政府資助的收入支出。故戰後黃乃漢以校長的身份上呈校董會，要求為教職員爭取衣履補貼，正是無私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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