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2019年5月16日新亞書院70周年校慶學術講座《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演講全文。現分三篇刊登，以下為第一篇：
中國的學術思想自春秋到漢朝武帝時代，景觀一變。從春秋到漢之初葉，是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的時代。獨立自高的學者，從孔子到淮南王（劉安）紛紛以著作濟世，出現了一個諸子爭鳴，百花齊放的「子學時代」。到了漢武帝，因用董仲舒之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2000年來中國之思想雖不必統一於儒學，但卻再無足以與儒家分庭抗禮者，而儒家之學則取得了經學的地位。馮友蘭說：「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說立，而經學時代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頁40），自漢武一直到清末，從董仲舒到康有為，凡2000年，經學成為中國人的「思想的君主」（馮友蘭語），故這一段歷史，在中國學術思想上，稱之為「經學時代」是十分確切的。
中國的學術思想，自漢武到清末民初，景觀又一變。這一變，開啟了中國3000年未有之變局。此一變到底是什麼？簡言之，從經學轉向科學是也，即經學自中國學術思想之王座退位，科學取經學之地位而代之，成為中國現代學術之顯學。2000年之經學為傳統中國構建了一個具有儒家文化特質的農業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科學則使中國進入現代，使中國從一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開啟了中國科學文明之新紀元。我此文的重點，在敘述經學在什麼情況下退出歷史舞台，而科學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又有如何的發展。
2000年的「制度化儒學」
漢武帝獨尊儒學，儒學在當時是指孔子教人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是儒家之典籍，在漢代尊稱為「經」書，故六藝即六經。也因董仲舒之策，漢武帝於公元124年創立「太學」，並設五經博士（樂經佚失），「以養天下之士」。太學是中國帝國體系中的第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太學與經學於是結為一體。2000年來，歷代有太學、國子學、國子監不同名稱，其為講授經學的教育機構之實質，並無二致。宋代，私人興學，書院之地位重要，經學權威由太學轉到書院。宋末年書院達300到600所，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聲名最盛，而朱熹訂正的《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成為儒之「經」典，其地位且超過六經。錢穆說：「（朱熹）退《六經》於《四書》之後，必使學者先《四書》後《六經》，更為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扭轉乾坤之大力。」（見錢穆《朱子新學案》）。宋之後，《四書》與《五經》同為國家教育之核心，也成為隋代之後「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的性格與歷史發展，參見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自漢到清末，科舉制度與太學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合一，成為帝國體系的核心組成。這是中國的政、教（育）合一，我曾稱這種儒學（經學）為「制度化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增訂版，2013，頁239），儒學與皇權綰結不可分割（三綱思想最體現「制度性儒學」之性格），正因儒者為國家治理體系（文官制度）的中堅，故稱傳統中國為「儒者之國」（Confucian State）非不可也。
經學為傳統中國最重要「知識資本」
經學（四書五經為核心）之內涵與教育之功能，在《大學》一書中所講的「八條目」，說得很清楚，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這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其終極願景是《大學》開卷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即企求在人間建立一道德、倫理的文化秩序。文化折射到政治上，便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治」。但我們必須指出，宋代「經學即理學」（顧炎武語），宋儒對於「內聖」之學講得淵淵入微，精深透剔，實有勝於先秦孔孟之論述，但不論程、朱之「道問學」或陸、王之「尊德性」，對於「外王」之學（治國、平天下）的闡述實無多所措心。但千百年來，儒生通過科舉入仕，便自然而然走上「通經致用」之路，以所得之於經學者，用之於「治國、平天下」了。康熙論《四書》說：「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並於1678年設「博學鴻詞科」，「廣攬天下學子」。宋趙普為相時，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語，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通經」或真可「致用」。故經學在傳統中國是被認為最重要的一種「知識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被讀書人看作是安身立命、修己立業的最大資源。古諺「遺子一經，勝過黃金一籮」，的確，2000年來，經學的「神聖性」與「實用性」是很少受到懷疑的。儒家經學所建構的「經學文明」長期來巍然屹立在東亞大陸，它是一自足的政、教（育）合一的帝國體系。
科舉制廢、經學脫魅
中國的政、教合一的帝國體系是被英國帝國主義發動的鴉片戰爭（1840—1842）打破的。之後，有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0）及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不但天朝的榮光盡失，清朝且瀕於亡國的邊緣。當時，朝野唯一像樣的回應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惟洋務自強運動的作為也只限於「開鐵礦」、「製船砲」的初級的軍事現代化。不錯，在自強運動中，設立「同文館」是一項重要的舉措。「同文館」除講授外文外，亦設立有西學、西藝的課程，但根本上還未觸及到制度、學術文化層面的革新。及至甲午戰爭，清廷敗於扶桑三島的鄰邦日本，朝野震動，乃有康（有為）、梁（啟超）之維新變法（最重要的是君主立憲）及之後的「晚清新政」。維新的立憲變法雖失敗，但對學術思想、教育制度等改革，並沒有停止。
在這裏，我要指出，作為中國的「思想之君主」的經學，在鴉片戰爭後已日漸暴露不足以應付「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或「3000年中國的大變局」（李鴻章、嚴復語），經學所培育的人才已無法肆應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紛至沓來的問題與局面。簡言之，「通經」已未必能「致用」了，經學的「神聖性」已隨世局之變而一層層剝落了。應該一提的是，經學在清中葉時已受到學者的質疑與批判。戴震指宋之「經學」（即理學）講「去人欲，存天理」是「以理殺人」實是對經學的批判。而章學誠更提出了「六經皆史」之說，實在是對「經」即是「道」（近乎今日所謂之真理）的思想的一大挑戰。他一方面破除「道在六經」（韓愈語）的說法，一方面更主張三代以下之道必在於史中求之。余英時認為「六經皆史」這個命題實帶有尊史抑經的意味（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頁 52）。「六經皆史」之說對經學之「神聖性」是有脫魅作用的，但經學之地位直至清末仍未真正動搖（民國史學家呂思勉評章學誠之說曰：「視凡古書悉為史材則通，謂六經皆史則非」。（見呂思勉《經子解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15），真正使經學失去神聖光環的還是清末的世局。事實上，經學地位之下降幾乎與西學（主要是科學）之日漸受到重視是同時發生的。康、梁百日維新失敗後，影響不減，「晚清新政」是接着百日維新展開的，晚清新政中最主要的是教育的改革，改革的口號是「遠法三代，近取泰西」，但實際上只能「近取泰西」（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01）。1898年，清政府設立了「京師大學堂」等數所大學（在此順便一提，日本明治維新在1886年建立了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九所西式大學）。京師大學堂引進了科學的課目，但經學仍有突出的地位。寫到這裏，我特別要說一說戊戌維新之前之後，一代儒臣張之洞因世變而生思想之變。張之洞一生以「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為行事指南，他以「三綱五常」為儒學的核心價值。但甲午戰爭後，他已覺得「外洋之強在於學」，「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戊戌維新前夕，張之洞著《勸學篇》，指出科舉選士「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庚子事變（義和團，1900）後，更深感不倣西法，已難圖全。此時他對中西學術有「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想法，此即日後百口傳誦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他此時更有「變法必自變科舉始」之念。1905年，張之洞聯同袁世凱、趙爾巽等聯名上書請廢科舉，清廷接納所奏，下詔：
「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參見江燕媚〈張之洞「通經致用」教育思想初探〉，收入胡春惠、周惠民主編《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2012）。
1400年的科舉制從此走進歷史，而新式學堂由此變為養士取才的渠道。清廷立停科舉以廣學校的清帝諭中說：「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見前引陳平原書，頁78）在新式學堂中，大量引進以科學為主的西學西藝，唯如前所述，經學仍保有一席地位。但學堂的教育，章太炎曾有嚴厲批評。唐文權、羅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指出，章太炎認為「官辦新式學堂雖然也能給學生傳播近代科學知識，但在政治上無疑是想造就維護封建王朝的奴才，向學生灌輸忠君敬長、追名逐利等陳舊觀念。」（見前引陳平原書，頁103）
原刊於《新亞生活》，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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