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輝: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灣區?

下一步我們不妨問問,既然有了經濟,地理和理論作支撐,我們會不會得到政策方面的支持?

編按: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工商管理研究社、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工商研究所和《信報財經月刊》合辦,灼見名家傳媒協辦的「2018新情勢下的香港經濟出路」論壇於2018年1月20日舉行。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席教授張博輝博士分享他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些看法,發言摘錄如下: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省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11個城市群。這兩個特別行政區加上中國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的廣州,還有深圳是屬於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單列市。在這九大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中,還有兩個經濟特區,一個是深圳,另一個是珠海。截至2015年的數據,總人口大約6,671萬,GDP是1.36萬億美元。我來自澳洲,澳洲2015年的GDP是1.34萬億美元。大灣區可望成為繼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後,全球第四大灣區。

吳家瑋最早提出港深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身是在1998年至2000年,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最早提出的「港深灣區」。港深灣區相當於大灣區的中心位置,由香港北上經過深圳到達保安區,再進入東莞,南下中山到珠海,最後去到澳門,經港珠澳大橋回到香港。這是最早的設想。10年前開始,不同學者陸續提出不同灣區,包括伶仃洋灣區、萬山群島灣區,還有廣珠澳灣區,直至到現在的粵港澳大灣區。

創新是長期增長主要因素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灣區?灣區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從理論的角度出發,我們關心的是一個經濟體的長期增長。這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資本的投入,另一個是全要素的增長率 (PFP gross)。我們想知道什麼會導致長期增長的因素。這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創新。創新決定的因素有多個方面,比如說,有政策性的、文化性的、金融性的、自動性的,我們關心的是地理性。

我們發現創新活動往往在地理集群中。康乃爾大學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兩名教授聯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了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報告中,他們討論的數據是基於2011年到2015年,全世界個人、機構、學校、政府總共申請了多少專利,來判斷比較活躍的城市創新群。一些城市例如澳洲悉尼,地圖上所顯示代表創新的顏色就比較濃重。還有日本、韓國、中國、歐洲和北美。我們把一些主要的經濟群點出來,大概有100多個,其中有12大創新經濟群。第一位是東京─橫濱,從2011年到2015年,總共的專利申請和審批量是94,000個專利;第二位是香港─深圳,總共的專利量大概是40,000個申請。接下來的有聖荷西─三藩市、韓國首爾、日本大阪─神戶─京都,還有德國法蘭克福─曼海姆(Mannheim)等。它們具代表性的企業和行業都是電子機械和數碼通訊。舉香港─深圳經濟群為例,深圳公司貢獻的專利申請量是32%。當看到這些大的經濟群之後,我們不妨問問,為什麼這些經濟群會有這樣的發展,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地理優勢形成天然良港

我們可以把前三位的經濟群再加上紐約的地理位置分析一下。首先是第一位的東京─橫濱,再看深圳─香港。這些經濟群都離海很近、位處灣區。而排名第三的聖荷西─三藩市,以及排名第十一的紐約,他們有共同的特性都是位於灣區。那麼灣區有什麼地理優勢?由於海洋長時間的侵蝕,會形成天然的深水良港,就有了海港的優勢。如果周邊有礦產或其他資源,就有海港和資源,那必然促進出口貿易。

下一步的發展,就是要了解如何從地理優勢過渡經濟發展。有了港口加資源,就會帶來出口貿易,這必然吸引很多移民到那裏工作。比如說100至200年前的舊金山,淘金熱吸引了很多亞洲及歐洲的移民去舊金山灣區附近進行淘金,形成了人口移民。隨着人口的增長,我們需要第二產業。金礦石淘出來後,需要進行加工製造,這就吸引了很多產業工人。同時,港口加資源孕育了製造業及服務業。產品生產需要銀行、金融機構幫忙進行貸款,提供資訊服務。產業工人留下來後,我們需要建立大學及研究機構,這就會形成高知人才。高知人才會注意產業和服務增值,就會形成高科技。我們把港口加資源、製造和服務集合一起,那就是我們的出口貿易。我們有了海港,周邊城市就需要建設鐵路和高速公路,連接周邊的城市,這樣就會產生出口。製造加出口聯同高科技,會產生新興企業,周邊城市的行業分工,則會造成城市融合,這就是整體灣區的發展情況。

張博輝指出中國人多,就會涉及一個問題,就是人均GDP低。
張博輝指出中國人多,就會涉及一個問題,就是人均GDP低。

政策支持不可少

下一步我們不妨問問,既然有了經濟,地理和理論作支撐,我們會不會得到政策方面的支持?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粵港澳灣區在中國的定位如何。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是2017年3月5日由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其實自兩年前開始,國務院已批准授權兩個部門,法改委加上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發表了一個報告──《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带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在《願景與行動》中提及要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横琴和福建的優勢,連通港澳台合作打通粵港澳大灣區,這是政策方面的第一步。

2016年3月15日,國務院發布了一個指導意見,就是《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在《意見》中提及了粵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與此同時,十三五規劃(2016-2020)也再次提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去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人大會議上制定和提出了具體的發展計劃。7月1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了《深化粵港澳灣區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簽訂活動。10月18日,十九大會議中再次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所以,由2015年3月直到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到國家發展策略。我們發現所有報告和定位,文字數據是有講究的。粵在前,港澳在後。粵在前的意思是引領,港澳在後是重點。既然我們有政策的扶持,我們要問的是,現在的發展狀況如何?

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和現況

第一特點就是整體的體量大。我們跟其他的灣區例如東京、紐約、舊金山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地方大,有5.6萬平方公里,6,000萬人口,本地生產總值是1.36萬億美元。大灣區有五大機場,名列世界百強的大學一共有五所。總結就是體量大、空間大,可以翱翔。但是現實是否真的如此美好?會有什麼不足?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改變。

人均GDP遜其他灣區

我們人多,就會涉及一個問題,就是人均GDP低。粵港澳大灣區的GDP是東京灣區的二分之一,是紐約灣區的三分之一,是舊金山灣區的五分之一,所以我們整體經濟發展遠低於前三大灣區。第三產業的佔比,可衡量一個經濟體現階段的發展水平。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大概是60%到70%左右。灣區經濟以服務業為主,比如說東京灣區大概是82%,而紐約灣區由金融業為主,大約89%,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佔比大概為62.2%,所以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我們還有很多大企業,但數量還遠遠低於其他三大灣區。

還有一個巨大的差別,就是發展不均勻。發展不均勻是怎樣造成的?回到理論,前三大灣區是怎樣發展的?我們有了海港就有製造業,有了製造業就有服務業,有了服務業就會產生創新,那麼就是相當於舊的產業被新的產業替代。而現階段的粵港澳大灣區,我們看到的替代效果不是太明顯。當中有技術的原因,也有製造的原因,所以我們現在是混合生存、混合包容的一個狀態。比如說,看人均GDP的分布,香港和澳門的人均GDP遠高於內地其他城市。香港是4萬美元,澳門是7萬美元,屬於高收入,高收入的定義是1.3萬美元/年收入屬於高收入。之前司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及貧困人口的狀態,這涉及一個問題,就是金融系數。光看香港、澳門和深圳,本身就受到這個金融系數的困擾,現階段我們需要去改變和磨合。

三地兩制三套法律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特色,是我們想形成灣區經濟的融合,需要想辦法解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和澳門是屬於資本主義,內地是屬於社會主義。同時在法律體制方面,一個金融體系的影響涉及到法律體制,會影響很多方面。其中香港是基於普通法,澳門是基於大陸法,中國內地是屬於社會主義法制。所以我們有兩個制度,有三個不同的法律體系。

在這個範疇內談粵港澳大灣區,是需要很多要素的,所以我們有一個發展訴求。舉例說,清朝的第六任皇帝乾隆,他當時產生的政策是「一口通商」。在一口通商之前,清政府有四口通商,即粵、閩、浙加上江蘇,1757年由四口變成一口(即廣州)。與此同時在廣州開設商行,對大機構進行約束,所有貿易通過十三行推動。對外貿進行很多貿易限制,當時中國地大物博,有茶葉、陶瓷、絲綢什麼都有,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從貿易傳遞過來的不光是貨物,更重要的是信息和技術。

快速通關 實現數據一體化

過去1,700多年,中國GDP的佔全球比重大概是30%左右,而這個佔比逐漸降低。提出這個數據,是要強調我們需要人員流動和商品、信息和資本的流動,第一個訴求就是人員流動。在一個兩制的出入境制度下,2015年全國公路出入口總人數是3.77億人次,廣東省佔96.2%,主要是粵港澳之間。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客流單向性,就是說港澳到內地相對自由,但內地居民到港澳相對受約束。這也是基於現在的體制和經濟發展狀況,我們不得不保留的一種現狀。

與此同時,我們有車流管制,港澳車輛出入需要兩地牌照。基於這個現狀,粵港澳大灣區究竟需要怎樣的建議和方法呢?我們不可以把海關取消,能做的就是通關的效果,就是推荐電子通關和強化通關建設。廣深港高鐵即將通車,就可以實現高鐵的快速通關,這是第一點訴求。

第二點訴求是資金流動,資金流動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國際金融,最重要是開放資本市場。這帶來好處是降低融資成本,增加流動性和創新。在現階段,港澳資本進入內地要接受嚴格的管制,港澳資本進入保險基金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這是暫時沒辦法取消的,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內地的資本市場需要一定的管制。如果完全開放了,就相等於內地資本市場也開放了。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做的是促進資金流動,例如深圳和香港兩地可以一起成立銀行和金融公司,來推動金融科技。

第三點訴求是貨物流動,所有的灣區都有四大中心;人才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中心。香港報關的時間和周期比較短,內地報關時間和周期稍為長一些。內地需要改變的狀況是如何實現設備和貨物便捷通關,而且最主要是互相協調去達到通關的訴求。

第四點就是信息流通,內地有互聯網管制的包括Google , Facebook , Twitter、YouTube等,一些網站沒法使用。還有就是粵港澳三地的通訊本身不是一體的,所以需要實行通訊一體化。具體方法例如在落馬洲河套等特定區域,有沒有辦法實現信息流通及數據一體化。其實任何金融中心都必須建立數據中心,藉此互相分享和交流數據,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端口。

最後有兩個目標,第一是通過這些訴求希望打破行政界限,邊界不等於邊境,境外不等於國外。

第二就是合力分工,協同創新。這就是剛才講到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特點,每個城市有主打的產業和行業,例如香港的金融業、物流業和文化產業;澳門的博彩業和旅遊業、廣州的製造業、深圳的互聯網和科技創新產業。這就是我們的優勢,現階段是要如何結合每個城市的強項與方向,來進行融合和競爭。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