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個「狀元」有七個想讀醫科，是想懸壼濟世造福社群還是看中行醫收入高？大家都懂的。如果有「狀元」忽發奇想，決意報讀文學哲學之類，恐怕旁觀者心底一定會問：「咁大犧牲」？
拜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所賜，教育局凍結學校教職六年，班一直減，多出的教師卻不辭退，堵塞了新教師躋身教職之途，到2016年學生人數下降趨勢緩和，到時這批教師已接近或超過30之齡，在行業中未必能和新畢業學生競爭了……
原先以為模糊英中和中中之別，可以為母語教學政策推行不果找到下台階，但不消幾年，原先要模糊的又再清晰了，可惜這清晰不是建基於教學原則與效益的維護，而只是把問題拖拖拉拉；或許更是出於不要讓教育議題又起爭議的政治考慮……
說話是應該回到97時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開始。那時的教改教改，明眼人一看就知是為教學效益設想，如果「成功」，教與學的面貌應該很有不同。但這些設想給怎樣演繹了？母語教學，一推出就焦頭爛額，社會輿論群起攻之……
傳媒老闆及佔中積極參與者黎智英在他的周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良知問題。他在和一位女學生的談論中提到：「我說，不用擔心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若然你相信真理，你便知道他們是被權力和利益蒙閉了思想，麻木了良知。但這都是暫時的，一切物質和利益都只會是暫時的，良知卻是永遠的，良知會喚醒他們。」
都說港孩被學習生活壓迫得很緊要，而且情況有日甚一日的趨勢。是不是病態？我說是的，而且是病入膏肓了。這篇文章，不是要重複這些晦澀的描劃，只是有病，總得求醫問藥……
現在討論政治的人很多喜歡拋出「是其是，非其非」的說法。句子中第一個「是」和「非」是動詞，第二個「是」和「非」是名詞，意謂事情對的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對的要堅持，不對的要反對，中間沒有妥協的空間。
《魯拜集》第十二首詩，是十一世紀波斯大詩人奧瑪爾．海亞姆被引用最多的作品之一；中國學者詩人，對此的譯作也不少，鄭楚雄與大家一起剖析當中的數個版本。
「讀完大學都唔識炒股，丟架！」「（阿梅）用咗10幾萬來炒股，呢幾天賺咗20幾萬，好過你死做爛做，一年都搵唔到20幾萬啊。」的確，大學生往往會給人一種容易脫貧的假象，尤其香港奉行的是精英教育。但時移勢易了，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畢業就是失業的例子不少。有機會進入職場，很多是低薪兼受無理剝削，月入14K甚或以下者大有人在……
在網上讀到一段文字，產生很大的感慨。文字是溫州一名叫王均瑤的人死前的自白。這位由一無所有的人，逐漸發展成一位優秀的企業家、億萬富豪，卻因勞累過度，患上腸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38歲。不妨摘錄這些話語……
用普通話教中文科，回歸以來久不久就會引發爭論。最近教育局指70%小學及37%中學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當局在立法會上指普教中是中文科的遠程目標。不去爭論這些數字和說法的真確性了。普教中，從來就牽涉教育和政治兩個層面。
今日很多人害怕 DSE，其實就是被某一社會價值取向支配，這種價值取向最少每年為害六成的青年人。是否已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了？
今時今日思考禮讓這個題材，卻不免有些較新的思想可供參考的……對小學生講孔融讓梨的故事，千萬要引進多元思考，不要盲目依附，強加灌輸，人云亦云。
香港人有比新加坡人明確清晰的華人背景，有清楚的說粵語的族群，有和中國不可分割的政治、歷史、文化聯繫的因素，當然無法像新加坡般逐步把英文發展成為第一學習語言。香港真正要學的，是把一種單一語言發展為法定語言，是不只學習，還包括生活上、工作上的語言，這樣才能發揮國民的特點，發展出不同範疇的能力。
我認識很多大學畢業從事教師工作的年輕人，幾年合約（或代課）教師生涯過去，在職期間飽受無理壓榨，每完成一學年就像人球般被踢走，工作前景一片暗淡。人家「三十而立」，他們卻「三十而灰」，想當年「起跑線」甚麼的，到頭來只是一個諷刺。
如果真的有意推動創意科技，在設局的同時，應有較進取的學制的改革設想，讓較多學生選讀科技和創意學科，也讓較多有志之士課餘投入當中，而覺得所花時間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看是通才而不是專才。當然通才不過是泛泛的美稱，認真來說也只能是一批平平庸庸、不過不失、做事規規矩矩而幹練的管治團隊成員或專業事務執掌者而已。
從生理發展來說，女生比男生早熟最少一至兩年，即是說男生可能要多讀一、兩年才能達到女生水平。
朝見晚見無法逃避的車站名「書法」，真令人有一種文化霸權肆虐的感受。公共空間既然是「公共」的，便不應由某些團體或個人「私有化」。港鐵西港島線還有幾個新站即將落成，將來用怎樣的站名書寫設計，「有心人」是否應開闊眼界，接受批評，找個有份量的書法家完成彰顯「傳統文化氣息」這個莊嚴使命？
早前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及華仁書院校友先後在報章登出廣告，要求警方刑事調查有警員毆打示威者事件，並促請政府正視普選訴求。又因有大學校長曾到佔領區探視學生，被指間接支持佔中，有網民在討論區列出這批學校名單，呼籲罷讀相關學校。 這類看法，不只令社會分化，壓根兒就有點兒反智。校友活動不代表學校意向，學校也無法禁止某些校友表態。把兩者關係連在一起，也很顯然超離現實。至於大學校長在佔中現場出現，就認定表示支持，無視當中可能只是關懷、勸導、同情等，更顯得有點兒非理性。
年輕學生是社會組成的一個很重要的成份，也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了解他們的想法，滿足他們的要求，令他們對前景有較高的期待，能較積極理性投入社會活動，發展其理想和抱負，是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如果這一大群人對前景的看法是悲觀失望，要在他們人生的重要階段繼續容忍政權的保守專制、容忍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容忍官商勾結、容忍貧富懸殊加劇、容忍手持的選票的「票值」永遠無法有效兌現，要一個地方繁榮穩定，也是很難期待的。
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和公民是否有公平機遇參與社會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香港人期待政制開放，個人手中選舉特首的「票值」有較大改良社會的能量，隨着真普選希望的落空而迸發絕望情緒，終引致民怨大爆發。這種被意識為民眾自主自發的抗爭活動，能否解決、如何解決，和當權者是否能看清社會問題癥結所在，不無關係。
柳州之於柳宗元，不是恩典，而是懲罰，也是封建吏治封閉、人類思想殘酷的最具體顯像。在柳宗元管理下的柳州，那管曾經一度有亮麗的管治，但人民本應該得到的東西，卻被1100多年後的人誇大了，立碑造像，被作為奢華歛財揮霍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