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多了解一些菲律賓的街童現象，不免有無可奈何的悲哀。然而看看一些成功扭轉街童命運的國家，仍看得到希望。
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在即將來臨的9月校委會會議，衷心希望以你過去面對多次風波的豐富經驗，能夠順利化解這次危機，帶領港大走出陰霾。會務煩勞，請多保重。
在即將來臨的9月校委會會議，衷心希望以你過去面對多次風波的豐富經驗，能夠順利化解這次危機，帶領港大走出陰霾。會務煩勞，請多保重。
在香港大學今天面臨的危機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歷史教訓？我認為，中共1949至1953年間「改造大學」的政策，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在香港大學今天面臨的危機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歷史教訓？我認為，中共1949至1953年間「改造大學」的政策，就值得我們引以為戒。
校委會任命大學高層管理人員，但未能在一兩次會議內作出決定，這算是「制度暴力」嗎？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有沒有界限？大學管治、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三者相連，我們必須清楚三者的本質和界限。
校委會任命大學高層管理人員，但未能在一兩次會議內作出決定，這算是「制度暴力」嗎？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有沒有界限？大學管治、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三者相連，我們必須清楚三者的本質和界限。
他們藉口關注組有校友有政黨背景，就斷定是校外政治勢力干預校政，「將不必要的政治鬥爭帶入校園」，卻不敢面對一個更嚴峻的事實：即干預校政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在香港的官方機構和民間代理。
我們總結了數十年的旅行和見聞，整合了不同來源、不同年份的諸多權威數據和信息，寫出這本新書，試圖勾勒出21世紀上半葉天下大勢變化的趨勢。
世界大氣候正自下而上發生改變。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也得到了愈來愈熱烈的響應。我們發現，今天發生的一切與五個世紀前由馬丁·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個人走過的地方愈多，就愈有可能隨着世界的改變而及時調整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人具備一種道德本性，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實。這個事實，由我們當下每一個人每一天的道德實踐來證實和呈現。我們活着的世界，由我們組成。我們在道德上較真，在政治上執着，我們的世界就有變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
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一個頗為根深柢固的論爭範式，就是所謂的左派與右派之爭。這裏的右，常被視為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至於左，則是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立場。這樣的標籤，雖然能帶來討論上的一些便利，同時卻是問題重重，尤其是嚴重曲解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
有論者認為，政治不應談道德，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只有權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來約束政治，是範疇錯置，是天真和不成熟。如果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泛濫，即意味着愈來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會基於這些批判而進行任何社會行動，甚至還會嘲弄其他公民的實踐。
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並以平等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甚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甚麼？
近日香港爆發屋邨食水含鉛超標問題，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前主席何建宗教授以書信形式向女兒分析社會形勢，並細訴個人感受，認為政府應大規模驗水以減少社會恐慌。
沒有紙了，有紙也寫不完我想說的話。「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這是馬克思在法國革命失敗以後說的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只要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20世紀發生了兩次大革命，21世紀會發生幾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會發生。在你50歲生日的時候，祝願你下一個50年過得更好，親眼看一看21世紀的革命。
張春橋在文革研究中是繞不開的重要人物，但海內外出版物中對他的描述無一不是刻板扁平的形象，有時還被刻畫成陰險狡詐的小丑，而在家書和專訪中，張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人性和他與家人的情感得以復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張春橋獄中家書》成為本屆香港書展熱門話題。讀者對此書的看法，大多認為「是時候該聽聽不同的聲音了」。文革結束已快40年，目前所聽到的說法總是定論性的，卻看不到更具體細節的材料，所以《張家書》浮出水面格外珍貴。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打老虎」固然過癮，尋找反腐敗的長效策略卻更為重要……增加公務員正式工資、改善公務員的激勵機制，對清廉政府的建立可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面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
今天發生在香港的街頭政治，與歐洲歷史上的街頭政治、與當代欠發達國家的帶有暴力因素的街頭政治，已經有明顯不同，是和平、非暴力的抗議、示威。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如果議員的選舉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議員在議會中有不受街頭政治或專制政權任何壓力而自由地發言、投票，那麼，街頭政治就會不起多大作用。
當前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
美國選舉我無投票權，只有遠距離的精神支持票。但一想到選舉的精彩，我不禁替美國選民感到興奮莫明，心跳加速。美國總統大選於2016年11月舉行，較香港2017年3月的特首選舉只早四個月。到時香港會怎樣？我有無得投票？如果我無得投票，我會失望和憤怒。我要投票！
香港大學日前公布，其歷史上首任華人校長黃麗松教授，4月8日於英國安詳離世，享年94歲。新加坡著名傳媒人潘星華，特來稿敬悼這位為科研及教育奉獻一生的偉大人物。
一石激起千層浪，黃成智並沒有說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理論，只謂可以考慮政改方案「袋住先」。要鼓起勇氣說出實話，各種與僵固黨性相悖的內部拉力，以及身處尷尬的局面，當亦在黃氏的考慮範圍。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