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和政府官員天天講大灣區，實際上卻連廣東防疫的做法也不認同、連粵康碼都不承認，這是典型的講一套做一套。
如今香港政治局勢大致平定，為何建制派議員的表現仍然乏善可陳？
創科局及投資推廣署聲稱在2016-20年間投放1000億支援初創企業，但另一邊廂卻對於故有法規一成不變，難怪初創企業一直處於初創階段，難以成長。唯有拆牆鬆綁，香港才可迎接初創大未來。
政府日前宣布成立鐵路署，將集中監管鐵路施工及發展工作。藉鐵路署成立之際，建議政府就鐵路超支、工程施工問題及票價機制等問題進行全面檢視，以不負市民所望。
面對政府抗疫無能，商界就一定程度扮演了「補鑊」角色，早於抗疫物資短缺時，不少企業也有參與捐贈口罩及防疫用品予有需要人士。
私人遊樂場契約用地建屋一項，包括收回粉嶺高球場位於粉錦公路以東32公頃土地作房屋用途，餘下的140公頃土地，政府表明無計劃改變用途。
一些年輕人，特別是畢業生和在學的，都問筆者，是否還應該報考公務員，以及未來前景如何？在當前的經濟大環境下，公務員的穩定收入、前景和發展，絕對在未來三至五年，比起任何行業都來得好。
車站與地區的發展往往息息相關，共生共榮。因此，我們不妨多走一步，為這些城市的脈絡多花一點心思，為地標之間打造一條「行人友善」的通道。
在人口稠密、發展度甚高的鬧市覓地開闢新綠化帶似乎不甚可行，倒不如從城市規劃中花心思，在新發展的商住區融入寬廣綠化空間設計，提升市區通風效能之餘亦有助改善景觀。
提及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工作的成份，確實在學生面對重要選擇的時候，提供了輔助。不過似乎過分集中在實務的工作上，只服務於中三級選科和中六級升學及就業，欠缺縱向的組織。
在可見的將來下，旅遊業作為一個「外向型」的行業，過去賴以維生的營運模式將會有大幅度的改變，過往自由行繁盛的情況在短期內也只會一去不返。這些都是海洋公園、國泰所面對的深層次問題。
如果真的有天香港歷史教育走向下坡，大概不會是因為學生不勤力，而是因為他們讀的課程和考的試卷，也再不能訓練他們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客觀和全面地分析史料和史觀的能力。
曾將哥本哈根改造成最宜居城市的丹麥建築大師Jan Gehl講過，提倡步行、享用公共空間是構成規劃的主要部分。香港如果可以做到哥本哈根的十分之一，於願足矣。
任何在官方眼中有可能傷害國民的感情和尊嚴的課題和史觀都不應該教或考。但如果有這一天，香港也再沒有歷史教育。
近日文憑試歷史科有關中日關係的試題引起爭議。今次風波衍生出的遠超對一條試題各方的不同見解，關係到的更是對歷史科考評機制的挑戰和香港歷史教育的未來發展。
用戶通過5G寬頻速度，可安坐家中享用在線4K視頻服務，有助實現直播遙距教學，老師可即時透過螢幕高清地看到學生的字跡，甚至發展VR模擬課室授課，學生投入感更大。
香港作為外向型的經濟體，所受的經濟震盪相信會更為明顯，現時的失業問題只是開始，未來我們仍要面對更多深層次的經濟與發展問題，緩急輕重下，有關民生、經濟復蘇的議案，更應主力處理。
中央連番出拳，暫時止於在理論層面，因為主理官員也深知，再度給予強硬派主導，香港必定步入另一次矛盾大爆發。
不少傳媒紛紛報道亞洲各國緊跟美國圍堵中國，網絡上在出現中國外交陷入困境的討論。但事實上，中國真的陷入圍堵嗎？
興德一案帶出的教訓，對所有教育持份者而言，絕對是一次重要的提醒。
把「丁屋」事宜擴大成為原居民「特權」的傾向，應該放棄，免得自尋煩惱。
學校領導宜有道德勇氣，在規劃人手及學校發展時，宜兼及合約老師的發展前景。
假如依曹校長所言，合約制是一道有利無害的活水，不妨切身處地，學校的校長是以合約制，到底會如何是想呢？
其實晚輩與曹校長的看法並無根本矛盾，曹校長思索現今資源下的空間、晚輩則思考編制進一步的擴展。
教師每年徬徨求職，不因能力卻因學校資源所限不獲續約、捨棄結交照顧的學生，成為教師永久的痛。
近年熱話的公眾參與，不應在生米快要煮成熟飯時才進行
企業與 KOL 的合作關係要尋求創造「雙贏」、「多贏」局面，這需要深度剖析以上三個層面的互相重疊、匹配的區域。
適應力強弱，是決定你自己適合當數碼遊牧民族的一大因素
職場中的讚美與批評是兩面刃，若運用得宜，它不但促使工作順暢，而且有助員工成長。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競爭法莫名其妙，上世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高斯曾這樣批評美國的反壟斷法：「加價法官說是壟斷，減價法官說是壓價，價格不高不低又說是合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