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變動，就是歷史的變動；而歷史的變動，亦往往催生新文化的出現。中國2000年的經學，終於沒落。西方文化決堤而入，更以其先進生產力，對中國予取予攜。
留歐似乎是理性的決定，所以卡梅倫毅然許諾公投，卻不知道這是他的輕率，根本低估了人心的變動。
真、善、美的價值，皆立足於人自身之性情：人要成長，自當求真、求善、求美。歷史既然是人成長的紀錄，其中當然也有求美的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們不要光陷入歷史的悲慘中，這很容易使你失去志氣，你必須從歷史的悲慘中看到人的努力、人的可貴。
我們好像是不會思想的孩子，哪裏像有5,000年文明的古國？很悲哀，也很可憐，我們不但失去了國勢，也失掉了話語權，好像只有他們才有學問，我們什麼也沒有，連自己是誰也不知道。希望我這篇短文，能打開一個通道，幫助讀者認識性情——中國文化的原點。
覺醒，便要看到人生命中還有一股自我要求、自我超升的力量，自內而起，不要依賴任何人。一切外力都是條件性的、偶然性的，不能保證你得救。
西方民主推行了三百年，所得到的卻是社會質素年年下降，最終是人的危機：人存在的危機、人明日的危機。
實現優質民主是一個極大的、全面推進的文化工程，非全民動員不可。學者只能提供方向，由先行者推動。
自由的觀念不是對自己權利的防衛，由自己欲求作主，而是生命成長、進步的能力。此亦即是孔子的成德之教，「為仁由己」，自由才有意義。
西方民主由於在思考上和設計上的不足，導致其走向劣質，原因可歸結為六個。
若問西方民主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愈來愈劣質化？這就要從頭說起，回到西方民主提出的背景，才知道它的初衷，亦即當時要解決的問題。民主觀念雖然石破天驚，但提出時仍不免簡陋，這才埋下今日之禍。
康德（Immanuel Kant, 德國哲學家, 1724-1804）主張，人要通過理性思維，找到自己的自尊與自主，而不是服從感覺、慾望和外在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
康德（Immanuel Kant, 德國哲學家, 1724-1804）主張，人要通過理性思維，找到自己的自尊與自主，而不是服從感覺、慾望和外在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
要走新路，新路在何方？我們今天好像無路可行，不知如何選擇。大家都說回歸民主，那麼今天的講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值得思考。
法律不是無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司馬遷所謂「法施已然之後」，不能培養人的自律、自覺，法律條文便有僵化和被利用的危險。新加坡的法治已經很好了，但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治進一層，就是要有道德教育來配合。
法律不是無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司馬遷所謂「法施已然之後」，不能培養人的自律、自覺，法律條文便有僵化和被利用的危險。新加坡的法治已經很好了，但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治進一層，就是要有道德教育來配合。
奇跡的創造者遠去，奇跡如何繼續？新加坡已經成功走出西方民主的格局，所以，在後50年，是不是還要向西方學步呢？如果要再創奇跡，恐怕不是這樣吧？
奇跡的創造者遠去，奇跡如何繼續？新加坡已經成功走出西方民主的格局，所以，在後50年，是不是還要向西方學步呢？如果要再創奇跡，恐怕不是這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