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回憶青年時代，為當時「高度國際化的生活」而自豪，那是截至1913年9月之前的歐洲。完全沒有想到，災難就在這個時候降臨了，接連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炮火相向。我們這個時代會否步其後塵呢？
要當醒目的話題領導者，固執己見以至不惜爭吵，這都與發言者拿自己和自己的看法太當回事兒有關。
我喜歡的經濟學家赫什曼（Albert Hirschman），說過古希臘的民主與那裏的公共飲宴直接相關。我對此頗有困惑：中國人不比古希臘人更喜歡扎堆兒吃飯嘛，怎麼就沒有因此發展出民主呢？
熱愛自由的人們歡呼瘟疫的出現。德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首領路德維希·伯爾內，讚美這瘟疫是「上帝的手指」，預判「瘟疫將會做出迄今為止別的一切所沒能做到的事」。
設想法國（是的，聖西門是法國人）的科學家、畫家、詩人、工程師、醫生等，每一類中有50個最優秀的人死亡──那麼，法國會遭受多大的損失呢？
《反民主的全球化》是講全球化的，有朋友說是正當其時。其實，書稿是2015年完成的。匿名評審的過程中，有學者說此書有預見性，說準了後來發生的一些重要政治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