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告訴在場的美國聽眾，1944年前後，731部隊的魔掌曾經直接伸到美國來。為了不致引起民眾恐慌，美國政府嚴密封鎖這一可怕消息。事實上日軍曾經利用熱氣球飄送毒氣彈到美國本土，降落在西岸加州、歐列根乃至中西部地區，連明州的近鄰南達科大等地也未能倖免。
近年日本國內刮起歷史修正主義歪風，一些政界和學界人士不尊重歷史，拒絕深刻反省對外侵略史實，罔顧戰後中日友好來之不易的現實，反而鼓吹「中國威脅論」，大事破壞中日友好，模糊中日共贏的美好願景，其所作所為與實藤先生所嚮往的背道而馳。今天重溫實藤惠秀這位日本愛國學者的心路歷程，對我們反思中日關係和瞻望未來不無裨益。
實藤惠秀最為人稱道的拓荒業績是撰述《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書中使用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留日學生的日記、書信、著譯書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檔案文牘等，詳述1896年至1937年間留學日本運動的緣起和演變、留日學生就讀學校種類及課程，被譽為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葉中日關係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且被認為對開拓多方面的專題研究，深具啟發作用。
實藤惠秀在戰後不斷反省自己戰時錯誤的行為和紊亂的言論。更重要的是他通過多種具體行動顯示痛改前非，帶頭開展中日關係史反思和研究的工作，對日本社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實藤第一件誠心道歉的事，就是1938年9月受聘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特別研究員，利用庚子賠款的資助，到中國淪陷區調研， 為期一整年。他以北京為基地，先後前往天津、大連、瀋陽、哈爾濱、南京、上海、廈門、汕頭、廣州和香港等地考察。此行目的有二：第一，收集有關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史料，以便完成其《留日史》一書。在這一年內，他搜購了四、五千冊的圖書，運回日本。第二，他奉命以日本政府「特別研究員」身份，處理淪陷區的「危險書刊」，包括大批中文期刊和外文書籍。
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史學、史家與時代， 都有密切的關係，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完全脫離時代。」 實藤惠秀在他三、四十歲青壯年期間，正值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侵華期間（1931-1945），雖然懷有一顆善良的心，保持對華友好的態度，但是未能完全逃脫軍國主義的荼毒和控制，更不能超越時代的影響，其思路變得紊亂起來。
在早大中文系三年裏，惠秀還是獲益匪淺。他「起初的願望」是什麼呢？就是不但認識傳統的中國，也要認識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國人的苦難、奮鬥和中日友誼互動實況。三年下來，雖然語境艱辛，這些願望還是多少達到了⋯⋯
作為日本著名的「中國通」，他很少議論時政，卻積極對日本讀者介紹中國正面的社會文化，探討近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互動，專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研究。其《留日史》影響特別深遠；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和日裔學者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及阪野正高（Masataka Banno）等人，都給《留日史》很高評價，認為這本書乃「資料及例證極為豐富之作」，嘉譽著者視野寬廣，做了大量先驅性的拓荒工作。
實藤惠秀 （1896-1985）不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日本知識分子， 一個生活在 「脫亞論」 橫行的日本、但對中國人情有獨鍾的學者。他在近百年來中日關係極度惡劣的語境中，埋首浩瀚的故紙堆中，以及通過與留日學生和白話文學的親密接觸，帶頭爬梳中日文化交流的實錄，檢閱語言、教學、翻譯、留學、印刷、出版、革命思想等具體而微的點與線，勾劃在殺戮戰爭的環境中中日人民交流互助的實情，揭示未來中日和睦友好的光明前景。
近三、四十年來，我從一個低調的老保釣變成第一線對日索賠和研究日本戰爭責任的人，又同時提倡建設「中國的日本學」，活動足跡幾乎遍及全球。曾經有人問我，我既「反日」又「哈日」，意欲何為，是否矛盾。我的答辯很簡單，我無意哈日或反日，我追求的是「知日」和尊重史實。我始終認同錢穆和唐君毅二師的觀點，只有確切地認知史實，以史為鑒，知彼知己， 才能談文化交流和國際友好， 中日之間或任何中外關係，都不例外。
1974年快將完成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必須決定就業的去向：留美任教或回港求職，必須作出決擇。當時，不少人會選擇留美，因為留美工資高，工作易找（日本正在邁向經濟大國之途，高等院校紛紛設立日本文化學科學系），於是綠卡易拿，生活條件較優不在話下，很多親友都勸我留美工作。從物質條件角度去看，留美回港兩者相衡，優劣立判。可是，我堅決選擇了回港一途。因為保釣運動教育了我，使我對自己生命和事業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1968年春季，我完成了印大的碩士學位。同年8月在阪倉和鍋島兩位教授的指引下，負笈日本京都（Kyoto）大學，成為教養部日本語言學及日本文學的研修生；可惜好景不常，受到中國文革和法國學生運動的影響，日本也鬧學園紛爭，學生要求改革大學體制，爭取權益，京大也不例外。
由於錢穆校長大力斡旋推薦，美國印第安娜 （Indiana）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系主任柳無忌教授認真考慮我的申請。剛好那年（1965）柳教授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校外學位考試委員，要到香港閱卷，順便給我面試。面試後他決定錄取我為日本文學碩士課程試讀生 （MA student on probation），沒有獎學金， 但是准許我選修研究院比較文學和東亞文學的課程。由於我是試讀生，將來能否繼續在印大攻讀，就看第一年的表現和學業成績而定。
賴德老師（Timothy Light）是我最尊敬的外籍英語老師之一。作為耶魯學士，賴老師特別博學、幽默、和藹可親， 經常主動約學生談話聊天，又喜歡組織遠足、燒烤、搞周末派對等課外活動，與學生打成一片。我最喜歡上他的英語語法課，因為他「老實」， 不說假話。賴老師解釋英語語法時，經常重覆一句老話，“Grammar？No need to explain. My grandpa said so. He’s always right.” (「語法這玩意，不必多作解釋，我老爺子就是這樣說的。他永遠是對的。」)
有些同學認為張葆恒老師是個怪人、狂莽，敬而遠之，但是我喜歡聽他的課，更喜歡找他聊天。我明白張老師的用心，他要求外文系同學必須中英並重，相容東西文化，強調兩者並無矛盾， 在學術領域實事求是壓倒一切；孫述宇老師鼓勵我們做學問時要敢於挑戰極限，具備孟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度。我記得在課堂和閒聊時，孫老師舉過不少案例，都是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的。
當我修讀外文系感到非常吃力，功課壓力愈大，我愈是感到英語實在是太美妙的語言，人類的六欲七情和萬般複雜的思緒，都能用英語表述無遺。我驚訝地認識西方文化的富饒和博厚，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映成趣。因此，在外文系最初兩年，我總是內疚、激動交加對於西方文化社會，感到相逢恨晚。
新亞在九龍土瓜灣農圃道的校舍很新，但校園不大，除課室和辦公室外，只有一個飯堂、一片草地、一個籃球場。因此，我們同學之間見面交流機會甚多。除香港本地同學之外，我有機會與來自南洋和日本的同學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