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所樹立的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依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對中央和香港特區來說，廣泛宣揚鄧小平的論述有助於糾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的偏差。
黃天的著作《琉球沖繩交替考》以「釣魚島之爭還看琉球」作提起，論證琉球王國並未擁有釣魚島，獲納入《中華學術文庫》向全球發行。
在今日高度商業化社會中，面對人人致力追求物質生活而日趨功利，精神生活日益沉淪的問題，要擺脫人心漸壞而社會漸亂的困境，唯一出路便在於弘揚中華文化。
透過作者的解說，讀者既能領略這些字背後的故事，也能領會日本人創造國字的原委及脈絡，對日本的文化有更深的體會。深入淺出，以小見大，值得一讀。
我相信把太平戲院的文獻與文物存放在博物館，以及我父親的日記得以整理出版，是讓後人了解過去香港人的生活情況及種種的最佳方法，亦是這批文獻與文物最好的歸宿。
終其一生，每個人與他人、其他不同生命之間的靈性關係，往往就是觸發個人心念的關鍵力量。心念不但決定一個人能否擁有健康的身體、可能罹患什麼疾病；萬一生了病，心念更是疾病能否逆轉的關鍵所在。
這輯照片，來自《生活如常──疫下群像》攝影集，是要表現各色人等，在這世紀疫症下如何順應時勢，盡其智慮，於不能踰越的界限中，突破自身的樊籬，闖出新路向，及其盼望。
佔據總人口約15%的潮汕籍移民及後代無疑使得香港成了潮汕之家，潮汕文化是香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潮汕味覺自然是香港味蕾上那一份不可或缺的記憶。
筆者有幸在那時代裏，能有奇緣長期追隨歷史中心人物左右，為創造歷史使命的巨人略盡一些綿薄。而在總統辭世35年後，筆者賤軀粗健，尚能記得一些回憶、作成實錄，讓我不慚卑微，而引以為榮。
這個世界的歷史，究竟是「英雄造時勢」？抑或是「時勢造英雄」呢？大家可以把這個問題作為看《人物西洋小史》之前的第一個思考。
隨着對基因的了解、大數據分析、儀器與檢測技術進步，精準醫療能做到「同病異治」，為每個病患量身打造適合的療程。
醫學名稱可以極複雜、極專門，不屬醫學專業者，難靠一般邏輯經驗理解。先掌握字首和字尾的意思，有助於進一步明白全字，搞清道理。如果醫學名詞與神話傳說直接有關，確能產生過目不忘之效。
要是有人問我：「派克醫師，人的本性是什麼？」我最常給的答覆就是，根本沒有這種東西。這也是我們做為人最了不起的一點。
改變一個人的現實觀、世界觀與感情轉移，十分困難，但為了不斷的擴充自我，開發人際交往的新領域，把愛當作生活的重心，改變就在所難免。
旅美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親歷美國社會和文化，在新書中訴說美國亟需解決的問題，避免走上分裂一途。設計師陳曦成在書封突顯這個概念，獲入選大學出版社協會書籍設計展。
寫康熙的歷史小說很多，但寫康熙一朝的欽天監，我還沒有讀到。5年來我邊看邊寫，不斷有新的認識、新的想法。
《石頭與桃花》書名的「石頭」應綴自其中的〈石頭述異〉，「桃花」則是〈桃花塢〉。不過，植物可以勇敢地從困難的石隙茁長，我們又何妨運用聯想，桃花從石頭裏舒伸。
自從世界步入資訊時代，大專院校圖書館面臨『圖書館消亡論』的挑戰。學習模式逐漸從線下轉移到線上，紙本資源也不再是學生和教師吸收知識的唯一選擇。
深情書寫30位藝文界名人，包括劉德華、鍾楚紅、王菲、周潤發、張艾嘉、陳百強、關錦鵬……記敘他們甚或燦爛，甚或黯淡，甚或缺憾的人生風景。藉由文字為他人獻上真摯的祝福，為自己留下溫暖且芬芳的文學美醇。
醫學並非信仰，醫學是根據證據行醫。話雖如此，這也不代表醫學全然為真。我們現在之所以採用這些療法，乃是基於大量證據證明它們的用處。光是宣稱它如有神效，稱不上理由，一點也不！
對於有興趣進一步了解自然界的人來說，mRNA一直是令人着迷的研究對象，但它幾乎不受臨床研究人員的重視。它是如何被發現？又為什麼成為了對抗新冠病毒的重要疫苗成分？
香港特區政府行將換屆，在新任特首領導下，香港何去何從引人關注。灼見名家最新出版的專書《香港下一個5年》，邀請政府高層、學者及專家，為未來5年的政治形勢、規劃發展及經濟前景把脈與建言。
本書的內容是兩位科學家如何在天時地利下，對病毒做出反擊。我們不是大藥廠或是「他們」。格林和我只是普通人，帶領一個認真又努力的團隊，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徐是雄教授力作《中國模式+話語權 vs 西方模式+話語權》翻譯成英文版，提供論據分析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競爭的過程中，誰最終會勝出抑或可以長期共存發展？並對中國如何奪回話語權作出論述。
承認日本現代史種種獨特性固然重要，然更重要的是學者和學生不要用只此一家、與眾不同、甚至異國情調的眼光來看待日本歷史。
一對闊別多年的兄弟──歐陽晴和歐陽曦，因為父親的離世聚首一堂。但重聚只帶來情感翻騰，將積累多年的怨懟和嫉妒盡情宣洩。如果清官難審家庭事，那麼原生家庭的愛恨和虧欠，到底可以由誰審判？
在同樣的社會制度之下，為什麼歐美國家的感染者與死亡者人數會比日本高出幾十倍，而日本還是能夠有效地遏制疫情的大規模爆發呢？作為一名在日本經歷了這場疫情的中國人，我如何看待日本在這一場抗疫鬥爭中的表現？
余英時的史學論著，在「科學史觀」外，別開生面，以詮釋學史觀為宗，治史之目的不在「尋找規律」，而在「探究意義」，在這一點上，余英時與乃師錢穆夫子，實多契合，誠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美麗風景。
書中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建構了我相當一部分的文藝認知地圖，也見證了我接觸外國文學的路徑，而這亦是我將本書命名為《異國文學行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