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21世紀，以示不同於20世紀，有點「新常態」的意思，說明人們普遍感覺到在新的時代，教育也應該不一樣。
提出21世紀，以示不同於20世紀，有點「新常態」的意思，說明人們普遍感覺到在新的時代，教育也應該不一樣。
路經莫斯科，與米校長吃了一頓飯。她的大學在俄國排名頗高，沒想到坐下來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銀行與大學，應該是怎樣的關係？」真是摸不着頭腦。米校長同時也是薩哈共和國（相對於中國一個省級自治區）的副主席。她心目中有一個構想：由僱主來償還大學生的貸款，因此想到銀行的合作。
教育當局應該想一想，維持全口徑的 TSA（即全部學校參加），得到的會是什麼？失去的又會是什麼？值得嗎？
聽說這些老撾小學都是最近一兩年才建成的，課室裏都是嶄新的黑板，都是韓國的援助品。課室內可以看到學生的繪畫作品，看來教學還是比較活潑的；課室內還有未曾開箱的用品，似乎是教材，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援助。
要送孩子到國際學校，必須考慮孩子的中文；而中文的背後，則是中華文化的底蘊。這裏不是在唱高調，要孩子傳承中華文化，而是實事求是地，中國人若不懂中文，或者只能講，讀不通、寫不來，消極的來說，必然吃虧；積極來說，失去了一個自然而然、順水推舟地學習中文的機會。
先從香港家長關心的貼身問題着手，嘗試從文化的角度，比較「本地學校」與「國際學校」。
先從香港家長關心的貼身問題着手，嘗試從文化的角度，比較「本地學校」與「國際學校」。
歐美經濟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教育也是先進的，而且好像着着都先進……教育以西方為師，恐怕應該引起認真的反思。
歐美經濟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教育也是先進的，而且好像着着都先進……教育以西方為師，恐怕應該引起認真的反思。
12點正，主持釋洞鈜法師叩鐘，十八響，每一響都迴盪長久，把寧靜推到高峰。那一刻，寧靜之中，有難言的喜悅：新的一年到了。
12點正，主持釋洞鈜法師叩鐘，十八響，每一響都迴盪長久，把寧靜推到高峰。那一刻，寧靜之中，有難言的喜悅：新的一年到了。
學校的課外活動的水平高低，不在於活動多少、活動形式、獎項多寡，而是視乎學生有怎樣的學習經歷，其中一個最容易觀察的，就是學生是否有充分的自治機會。香港有一些傳統名校的成績不一定是頂尖，但是學生自主的空間很大，學生到了大學、到了社會，往往就是領袖人物。
學校的課外活動的水平高低，不在於活動多少、活動形式、獎項多寡，而是視乎學生有怎樣的學習經歷，其中一個最容易觀察的，就是學生是否有充分的自治機會。香港有一些傳統名校的成績不一定是頂尖，但是學生自主的空間很大，學生到了大學、到了社會，往往就是領袖人物。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教學語言的問題上，同樣有政治考慮，同樣同一政黨長期執政，但是有幾點不同。
真正的問題，也許遠遠超過小學的馬來文課本。教育體系上的分配，其實也反映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分配。
真正的問題，也許遠遠超過小學的馬來文課本。教育體系上的分配，其實也反映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分配。
聽其他參加評估的「專家」說，內地領頭的大學，學生的學習經歷愈來愈多樣而活潑。這是一種可喜的趨勢。
上海一位學者有一個說法：不是不要劃一，不是不要操練；但是不能只有劃一，不能就是單一地只有操練。
這裏有一個深刻的問題：創意是如何出現的？是如何學來的？是如何教的？還是創意本來就是人的天性，而教育則是把這種天性發掘出來、煥發出來？換句話說，是什麼把孩子的創意埋沒了？
這裏有一個深刻的問題：創意是如何出現的？是如何學來的？是如何教的？還是創意本來就是人的天性，而教育則是把這種天性發掘出來、煥發出來？換句話說，是什麼把孩子的創意埋沒了？
松山文創中心原來是煙葉的大廠房，現在變成了文創樞紐。在上層藍綠紛爭之際，台灣的民間組織，在努力發揮文化藝術的威力。
作者兩位平常頗有見地的朋友，幾乎同一語調，說：「很難想像沒有教師在背後操縱。」事實，又是否如此？
維也納的男童，是認真而專業，UGA 的學生，是活潑而奔放。
最近香港有人不懂量度學術成就的常識，挾着個人狹隘的見識，或胡亂猜想，或越界抨擊。一下間，平常香港的學者不太重視的虛浮指標，忽然變成了評定學術成就的標尺。香港墮落，難道如此？
2005年，錢學森問探望他的總理溫家寶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左右夾攻，校委會的程序和機制也就體無完膚，港大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左右夾攻，校委會的程序和機制也就體無完膚，港大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筆者關心的，倒不是怕港大的同事「不務正業」，也不是某個候選人是否獲委任，而是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不斷遭破壞，瀕臨崩潰。以後校務委員會如何運作？
筆者關心的，倒不是怕港大的同事「不務正業」，也不是某個候選人是否獲委任，而是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不斷遭破壞，瀕臨崩潰。以後校務委員會如何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