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教授認為，在教育資源競爭的大環境下，香港具有兩大特徵，一是家長們的競爭手段和方法細節相當接近，二是擅長工具理性和策略部署。任何「無助」最終目標的，均被視為次要或全不需要。
教育和文化重建，是這個歷史轉捩點上的頭等大事。在此重建工程中，小學階段無比重要，是培養文化興趣和語文基礎的黃金時期，我們不能錯過，也不容錯過。
背誦是學習古文的不二法門，也是內化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過程。如此方法，對於小學生的裨益最大，效用最佳。小學生記憶力強，乘早多背誦優美的詩詞歌賦及經典篇章，對於學習古文，肯定可以打下堅實基礎。
去年女兒代表學校參加第一屆「腹有詩書」比賽，時隔一年，我再次坐在台下觀賽。當日會場内嘉賓雲集，學生竭盡所能，比賽氣氛相當熱烈，讓我們經歷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文化之旅，也令我對本地古文教育有一些觀察與感想。
父母和孩子之關係，本質上該是相輔相成的「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個人主義的「唯我獨尊體」。追求孩子利益最大化，往往帶來孩子和家庭利益的最少化，結局雙輸。我們要走出「零和困局」，才能達到最終的「合作共贏」。
在時代思潮的影響下，歐洲人的自然觀發生改變，荒野成為了人們欣賞的對象。但是能夠將自然美學引入園林設計的，當屬英國。英國的自然造園理念別樹一幟，顛覆了歐陸傳統，為世界園林風格作出重要貢獻。
為何在英式人工園林裏，有一個如斯的荒野空間？又為什麼其中又有廢墟景致呢？荒野和廢墟成了英式園林的一部分，與歐洲大陸注重規則和對稱，及以建築為主，園林為次的園林設計相當不同（如凡爾賽宮），值得深入探討。
著名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說：「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通過它的肚子。」飲食不但是生活樂趣，更是人們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這個領域色香味俱全，更有豐富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深入探討。
美食家朱振藩先生認為要達到「懂吃」境界。必須具備3個條件──「愛吃、能吃、敢吃」。對食物又愛又饞，才算愛吃。有的人對食物之要求不高，只求果腹，或者心思雜亂，食而不知其味，如此狀態可歸類為人生一大遺憾。
此階段我們更需要的是元認知，即是關於認知的認知，是個體對自己認知過程的自我覺察、自我反省、自我評價與自我調節，以抽身出來的立場來看自己那些貌似合理的思路，想一想我為何會這樣思考。
「人們企圖在對『兒童』的詩意建構中安放自己的破碎靈魂，但這個『樂園』卻是虛偽的，它天真美好裏暗藏着專制的恐怖。成人也會無意識地希望世界變得『單純』些，以減輕價值判斷和分析上的負擔。」（米蘭·昆德拉）
兒童和青少年的本質往往被冠以「單純」和「善良」，如此的天經地義。但這種論述只透露了真實的一個面向，忽視了其中的陰暗面。故此，透過對另一面向的深入了解，有助我們了解青年，了解社會，更可促進自我了解。
離別也許是漸漸淡忘，但對於愛玲和古先生，他們的離去反而加深了我的記憶。我很想用文字，凝聚我和他們的點滴回憶，與這兩位後無來者的故人作如此真實不虛的對話。
我們在創作之時，固然需要投入，但也要保持距離，如此才能獲得理想的創作/審美效果，也能夠保持謙遜和反思，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盲點，如此才能夠改善和進步。
「古兆申先生淡泊名利，寧靜致遠，誠懇待人，踏實做事。他的一生充實而豐富，有多方面的成就，但是一般成功人士的風光，他都迴避了。喜歡趁熱鬧的人，不會注意到他，認識他的，會對他由衷地敬重。」（雷競璇語）
「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
在原始和粗暴的二分思維下，只有高尚與卑劣、正義與邪惡、真理與錯誤、清醒和無知、民主和暴政、好人和壞人、黃色和藍色，中間丁點空間都絕對不允許。大人們在事後批評年輕人之同時，能否想想，為何當初不早說呢？
「（汪）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生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胡適，1944）
本文將探討在清末民初，使用暗殺手段的青年革命黨人之思想觀念，包括對因刺殺而登上政壇高峰的汪精衛之心理狀態分析，希望有助了解極端主義與青年人之複雜關係，進而思考那些曾經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象和論調。
本地因緣際會，獲得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在文化上長期漠視，令我們付出了難以想像的大代價。目前局勢大定，方向清晰，如何籌劃具有前瞻性和專業性的文化政策，亡羊補牢，邁步向前，應是新政府的的重要挑戰。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藝術家，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做藝術家，但每個人能多得一點藝術家的薰陶，就能多一點抗拒俗累的羈絆，一個社會多受一點藝術的感染，就多一點真正的心性，和多一份創造的原動力。（雷競璇《窮風流》）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詩句「一沙見世界，一花窺天堂，手心握無限，須臾納永恆」說出了觀看的奧妙及無限可能性。觀看文物也是如此，只要專心致志，就能夠從一件小事物中，找到豐富內涵及無限可能。
北大教授李零說得精闢，研究中國「可以細化，但不能鬧到『白馬非馬』」，本末倒置。在鴉片戰爭研究上，不能夠因為新視角和新材料的引入，就將事件的本質輕易淡化，甚至改變其侵略行為之本質。
如此陰差陽錯的勝利景象，一方面造就數十年「有大黃即可無敵天下」的幻景，一方面卻也讓中國錯失了認清世界大勢的機會，直至鴉片戰爭的到來，轟醒了這個美夢，開始了清末喪權辱國的外交歷程。
大黃外交，是近代史上荒謬絕倫的一幕。其中寄托着朝野上下的天真誤解，也包含着對巨變前夕的茫然無知，而對手是來勢洶洶，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了解這件看似滑稽的外交事件，有利在虛無主義的時代，思考自己的定位。
中美已經陷入「新冷戰」的政治對抗階段，如果繼續沿用溫和方式回應指責，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需要，「因爲妥協和退讓，並不能換來對手的讓步和尊重。反之，可能讓對手認為是軟弱，並得寸進尺。」
民族主義與我們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很值得每一位中國人深入思考。如果弄不清楚，後果嚴重，或者成為無根浮萍，隨波飄蕩，或者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漩渦，失去了自我，捨本而逐末，卻毫不自知，傲睨萬物，還自鳴得意。
西方人對外使用雙重標準，致力抹黑他國的民族認同；對内則致力維護自身民族認同，「時刻不要忘了自己是誰」，如此都是維護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如果本國人都對這些言論拍手叫好，那就真是稀罕，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柏克認為人的理性相當有限，而在意識形態和革命狂熱的狀態下，非理性的成分更多。他認為人們應該求助於自身民族傳統上所積累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底蘊，作為分析世情和採取行動的指引。
劉勰希望透過文學批評和論述，糾正當時出現諸般問題的文風，改良社會風氣。如果我們的社會充滿「詆嫚媟弄，嘲戲調笑」，「標奇立異，誤謬失實」之輿論，結果會是如何？民眾是逐漸「曉惑」，還是陷入「昏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