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世的寂寂無名，到今生的聲名鵲起，再到現在的國民神藥，板藍根只用了不夠半世紀的時間，就遙遙領先那些使用了數千年的傳統中藥，成為橫跨中西醫學，左右逢源的萬能中藥，堪稱中國藥物史上前無古人的壯觀奇葩。
深受元素論和實證觀洗禮的現代人，真的要去了解傳統中醫，一點也不易。但既然運用了中醫藥，那就要弄清楚，在思維和操作上，中醫和西醫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這是搶購板藍根或其他中成藥之前，必須弄明白的問題。
用現代科學來研究草藥，如此思路當然可以，但必須認清的是，這是一種和中醫基本上毫無關係，依然處於初步嘗試的進路。這種思路充其量只具參考價值，絕對不能本末倒置，以免步入廢醫存藥的歧路。
中醫的許多論爭，都源自定義分歧。只有弄清定義，了解核心，分清必須條件和充分條件，我們才有坐標準則，就能夠弄清那些反對中醫言論之問題所在，也能夠鑒別某種支持中醫思路中所蘊含的方向性錯誤。
在中西文化激盪的五四時代，魯迅致力批評中醫，其背後隱藏著揮之不去的「西學鏡像」。但這面鏡子能否折射出中華醫學的本質？從魯迅視爲臨床寶典的《驗方新編》入手，不難發現他對傳統中醫並不了解，認知近乎淺薄。
劉方柏教授説，「中西醫各有優勢，但西醫的優勢卻相當明顯，而中醫的優勢卻常被人們忽視」。爲何忽視？很值得探討。探討是爲了還原中醫本相，令我們在某些流行卻偏頗誤導的觀念外，找到更為合理的中醫認知及論述。
人與環境關係密切，但並非機械式的直接對等，最終還要看人體對外界因素之反應，具體症狀才是決定病邪性質的根本依據。這就是「外邪之感，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之本意，有助減少自我體質認知的方向性錯誤。
《傷寒論》作者張仲景在東漢時已提綱挈領地説出臨證名言：「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症治之」，即是該用何種思路、方劑和藥物，必須根據病人的具體狀態再下決定，而不可反其道而行，被理論和觀念牽着鼻子走。
根據中醫理論，腎虛和脾虛是肌肉流失的兩大主因。腎主先天，主人體精氣之盛衰，脾主後天，乃氣血生化之源，主導肌肉。在治療方面，既需保持適當運動，也可以用單味中藥、複合方劑或針灸，多管齊下，以延緩肌肉流失。
家長需要正視孩子的體質偏向，不但要予以飲食調理，更需調整生活習慣，從根本上改變孩子「三有餘而四不足」的狀態，而不是南轅北轍，火上加油，忽略孩子之身心需要，令不足的更為缺乏，令多餘的更加泛濫。
紹興既沒有周莊的熱鬧，也沒有烏鎮的安寂，而是在兩者之間覓得美妙平衡。最重要的是，這裏依然是居民區，有了居民，整個老城就依然具有生命力，依然延續着歷史的韻味。
江南水鄉中，我獨愛紹興。曾多次造訪，但依然意猶未盡。「古城小橋多，人家盡枕河」，只要來到紹興，好好的住上幾天，就明白爲何其被稱爲「沒有圍牆的歷史博物館」。
就在那陽光明媚的冬日下午，我在那個距離香港1萬多公里的無名墓園，享受了一段安恬寧靜的時光。今晚窗外細雨淅瀝，我重看那些照片，拿起紙筆，為這片遠在他方的土地，留下了一點記錄和感想。
兩代人的關係，可以千言萬語，但還是「珍惜眼前人」這句話最為實用。「樹欲靜而風不止」，時間是最公平，也最殘酷的，錯過了，也就不會再有了。
倫敦是一個很有歷史感，文化氛圍很濃厚的城市，但它的感覺又和巴黎很不相同。總的來説，這些城市都能夠給我人心安頓的感覺。撇除旅遊者的主觀和片面，這很可能與這些歐陸城市的歷史沉澱和多元氣質密切相關。
倫敦的確是一座内涵豐富的城市，我與此地有着特殊緣份，加上好奇心和敏感觸覺，令我對這個城市深具好感，也透過相機鏡頭，留下了好些英倫剪影。夜深時回看這些黑白相片，聯想翩翩，似乎又再聞到那種倫敦獨有的氣味。
古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一往而情深，就是希望透過文化教育和熏陶，改變人情和人性。這方面可是與湯顯祖的創作動力不謀而合──因情成夢、為情作使，譜寫人間極善極惡之情，以期達到情的轉化及升華。
我和西湖有着特殊機緣，每次來此，都很容易進入狀態，有神馳古今之感。北山路、抱樸道觀、雲栖竹徑、虎跑寺、柳浪聞鶯、蘇堤，還有孤山，每一處都留下了我的足跡，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能夠給人無限聯想。
很少有風景名勝能像西湖這樣，在並不算大的空間裡薈萃了如此豐富的極致風景和歷史文化。在這裏隨便一座廟宇，一座小橋，乃至一座亭台，都是歲月滄桑的濃縮，見證過千百年的風雲變幻和悲歡離合。
現在是重新出發的新階段，香港必須融入祖國懷抱，從而發揮自身的特色和能力。在此宏大工程中，相應的文化素養和歷史底蘊不可或缺。問題是，我們在文化上具備如此能力和素質嗎？
盆景帶給我很多樂趣和寄托，以及難以言喻的美學體驗。這一切主要還是來自緣分和命運，沒有這個非人為的關鍵因素，我是不可能進入這個世界的。這也是我在盆景美學中領悟到的重要道理。
3000年前孟子曾有如此感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香港到底是已然的世衰道微，還是依然的東方福地，我們不妨從鹽哥和Tommy仔等人的爆紅和墮落事件中，靜下心來，作一客觀誠實的判斷和反思。
賴皮現象的深層原因，就是無視真相，缺乏追根究柢的精神。香港社會本質上就是商業城市，長期以來需要的是銖錙必較的計算、交易、效率和效益，或者是最為重要的「醒目走精面」，而肯定不是對知識/真相的正視和追求。
自清末以來，中國人如何為自身定位，如何不卑不亢，如何看清時勢，真是不易。這對於身處香港的某些中國人來説，更為困難。我們不妨正視英國政壇近年的巨大變化，以及回顧西方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也許能從中得到啟示。
雙重標準，真是港式世界公民論的核心元素，相當站不住腳，也無比「怪異」。但用在嘲弄或批評自己的國籍和同胞上，卻如此理直氣壯，正義凜然，仿如站在虛浮無根之高地上的道德判官，着實令人speechless。
那些令我們自以為傲的地理「條件」和社會「優勢」，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又令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本身具備了什麼？又欠缺了什麼？
香港這次移民潮，既受政治因素影響，也有一刀切或者衝動的心理驅使。作為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黎智英先生多年前曾對後兩種移民有精闢敘述和看法，相當值得參考。
古兆申先生離開快一年了。這些日子，我時而想起我們談過的話題，如李叔同的《憶兒時》，才得知此歌曲並非關於童年回憶，而是寄托了李叔同出家前的複雜心緒。這首歌在這位近代高僧的傳奇人生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普世價值本就衍生自西方宗教，兩者乃一體之兩面，而前者能否超越後者的影響或羈絆，在理論和現實上，看來都困難重重。從西方聖人畫像的演變中，就反映出如此面相，不過幸好還屬正面，乃普世價值的正面案例。
如果不是瓊安娜·盧利女士的BBC文化旅遊節目，我不會知道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亞有一座不為人知的凱斯利克修道院，和裏面那些被刮去眼睛的宗教人物壁畫，以及背後的歷史演變和相關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