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道法自然」，老子便是希望社會制度也效法這種大自然運作模式，期望所建立的新制度，亦同樣好似大自然一樣，萬物平等、有一個良好營生環境讓萬民皆有所養、同時沒有人自以為主。
所謂「道法自然」，並非是指一般人平時生活上的自然，而是指以自然法則作為社會運作原則。這自然法則就是人人平等以及生存權的保障，可以稱為「基本人權」。
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
「法」的法治原則不單是一種法律觀念，而且還是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西方Rule of Law的「法」，可以稱為「非人治自然法」。但是，不同民族的歷史淵源不同，對自然規律會有不同理解。
當時低下階層受着政權財權兩方面雙重侵害人權，這便是管仲所面對的社會。管仲立「法」保障人權，實現出來，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找回「陰陽調和」理念，才能夠用「陰陽」來分析現代世情。找回「以人為本」理念，才能夠真正認識人權，這「以人為本」的人權訴求，所發揮出來的民權力量會更大。
謀利可以有多種途徑，有直途，有迂途。「以正治國」就是直途，戰爭就是迂途。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可以不用戰爭而達至各方面都得益，諸侯得益，人民亦得益。
化解了利益之爭就會平息戰爭，要是和平地可讓各方都得益，包括諸侯及人民，便是「上兵伐謀」。
梁寛雖然擊敗萬人傑，但是兩敗俱傷。梁寛之死，就此辜負了師傅的教導，亦辜負了靈鳳的愛，其實靈鳳早已批評梁寛「勇有餘，智不足」，遲早會出事。
若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這即是說香港人的下一代，自嬰兒開始牙牙學語，所學的不再是粵語。這是徹頭徹尾的一種文化自戕，所以才為世所稱奇。
管仲貫徹「以人為本」人權觀念，只要諸侯搞好國內生產，搞好社會民生，就會藏富於民和國庫豐厚，根本不用出兵，若每個諸侯都這樣，便沒有戰爭。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了。
《道德經》描述了「沖氣」過程，便是捕捉靈感創意的出現，在思考方面，亦就是新思維出現的過程。普遍來說，亦就是細心分析事物作出取捨或總結的態度。
古代天然的大環境無常之變是不可抗力，人類仍然可以憑着智慧及創意應變而生存下來，現代社會所面對大環境無常之變只是人為的，人類更應該容易用智慧及創意來面對，這便是新思維的重要。
當今香港，社會不團結，經濟沒前景，營商只求牟利。重提中國古代的「以人為本」經濟觀，可讓檢討現有經濟原則，啟發新思維。
自60年代起，一般香港人生活不奢華，但大多已感到富足，人人只有勤奮工作。但上世紀80年代初，港人回內地設廠做生意，賺回第一桶金，開始刺激本地樓市，香港亦開始走入了邪門。
政權效法大自然營造一個營生環境，讓萬民可以在其中生活繁衍，整個就是「厚德載物」的真正概念。
「出生入死」意思是「順應天道則生，背逆天道則死」。古代政府理財哲學是「審量出入」，審量供給萬民生活的生活物資是否可以周游社會達至每一個人。可惜這種理財哲學，戰國後已難再發現。
人人能有謀生和發展的機會，社會才會和諧。管仲「澤命不渝」這句說話，實在並不過時。
縱使現今科學昌明科技日新月異，人的生存價值理應不變，萬民皆有所養概念，亦不應有變。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就可解決，但資本主義做到。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學校是培育孩童成年成長的場所，亦應該同樣營造一個學習的營生環境，在一個自由空間中，培養學童有自立的意識和能力，這才是真正的春風化雨。
政權只要做到「以人為本」，藏富於民，社會就不會怨氣沖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