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何種原因導致武漢疫情「披露不及時」，中央和地方政府是有共同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地方應該共同承擔責任，這才會解決一些官員的問責和誠信問題，也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在「一國」日益強大的今天，香港民眾很難期待「尊重市民的個人權利」會得到最佳的保護。因此，在這時代大背景下，香港人能做什麼呢？
現在面對一個中央政府高度自信、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的年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會日益艱難。相信出路還是要談到「初心」。
《逃犯條例》條例通過後，香港最可能發生如下變化：主要發達國家會與香港重新檢討引渡條例，有極大的概率美國和德國等會取消與香港的引渡條例。
星港兩地預算案支出的輕重緩急趨同，優先關注經濟增長，又同樣推出針對部分人士的派錢政策；這些反映了亞太地區在中國政府經濟增長模式取得成效後的焦慮。
香港政府向中小企減稅，提高本地企業競爭力。香港政府不向富有的企業增加稅收，導致目前社會還是貧富不均。
很少人注意到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不是同一回事，某程度上根據許多國家的經驗，兩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馳。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
「打老虎」固然過癮，尋找反腐敗的長效策略卻更為重要……增加公務員正式工資、改善公務員的激勵機制，對清廉政府的建立可產生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