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曾於2002年11月推出人稱「孫九招」的一系列穩定樓市的政策，包括即時結束居者有其屋計劃、即時終止出售居屋計劃、取消拍賣土地等，措施成功令樓市成交回升，但造就其後多年樓市急升的主因。
張炳良表示區議會如何改制都好，總不能僵化視為政府地方管理上的依附／執行工具，官意主導一切，否則應乾脆廢除民選議席。保留部分民選議席，就擺脫不了「模糊政治」的色彩，這不以法定職能或長官意志決定。
為確保國家安全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防止「反中亂港分子」滲入政治體制， 新一屆區議會組成方案近日出爐。新組成方案到底有何影響？是否會妨礙選民參與直選投票的意願？
政府的工作能力為人詬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亨認為，現屆政府壓力不少，問責官員需要向特首負責，而特首需要向中央負責，問責官員不能再得過且過，「當問責制無到」，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上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亨認為，現屆政府壓力不少，問責官員需要向特首負責，而特首需要向中央負責，問責官員不能再得過且過，「當問責制無到」，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上班。
李家超的意願能否變成現實，關鍵不在架構如何調整，不在增加多少部門和高官人手，而是在他能否充分把握天時地利人和的難得機遇，特別是善用人和，做到吸引優秀人才加入，組建一支3A管治團隊。
特區政府在回歸後施政阻力重重，無法凝聚民心，難以動員民間力量支持政府，歸根到柢都是「三不像」的政治體制，令政府既缺民意基礎，又沒有強大的政治盟友，更沒有堅實的基層網絡支持，與政府架構改組與否相關嗎？
架構重組，目的是為了令政府功能更有效地發揮，政策推行更協調、更有力；但這些都只是組織設計和官僚體系的理順，難度不大，行政長官要做，一定可以做得成。真正難的，是未來3司15局到底可以找什麼人出任？
林鄭本不須高調宣布，而揚言對官員追究，甚至點名批評民政局局長，目的是什麼呢？是官員赴宴犯上加劇香港的疫情，抑或打亂了林鄭主持的防疫大政？
公務員給民眾的服務印象，就是按章辦事行事，保守被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心態同樣出了問題，部分公務員被調清閒位置也不介意，一心等退休。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某些立法會議員於議會內外阻撓政府施政。
我們看見的問題如貧富懸殊、樓價高企、青年缺乏向上動力及歸屬感，是因還是果？若是現實的果，那麼因是什麼？
在新形勢下對治港官員有什麼要求？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譚耀宗指出，治港人才要熟悉內地與香港局勢，內地強調治國理政重視官員責任制 。一起聽聽譚耀宗的分析。
本文聚焦在問責制、香港電台和北京計劃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上。對我而言，這是香港的又一根棺材釘。最近有太多的事情令香港電台變得沉默，我怕香港在被埋葬之前再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曾鈺成認為，香港最好的情況，用中央的說法，就是「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這需要雙方重新建立共識，重新建立互信，始終要人心回歸。
曾鈺成認為，香港和新加坡在民主概念上大有不同，選民評價局長的表現，是看他推出來的政策能否成功，因此官員擔心的是立法會夠不夠票通過，所以他們先去立法會拉票，而不是到社區去拉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環境問題，香港有移民潮，但叻人仍然為數不少，唯政府高官拉雜成軍卻是愈來愈嚴重。至於對於素質一般的官員，總之沒有做事，就是做了件好事。
「多做少錯，少做多錯，唔做全錯」香港官員不大明白這個道理，以為唔做唔錯，沒有做好防範工作，現在情况急劇轉壞，香港政府連最基本應變措施亦沒有準備。
歷屆下來，問責制給人拉雜成軍之感，問責官員的名單是長了，但很多人只是做了一屆便離任、轉行，來去勿勿，反映「卡片靚、轉行易」，卻沒有政治承擔及忠誠。
為確保真正「嚴正執法」，五大訴求以外我曾提出兩項建議：其一，改革監警會；其二，光復問責制。
一直有傳聞局長與常秘之間不咬弦，甚至出現公務員陽奉陰違的情況。張炳良卻笑着表示自己與任內有三個常秘（包括黎以德、栢志高以及後來接任的應耀康）合作相當愉快。
「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剛開始時我的分數是整個問責班子中最低，只有30幾分，但離開時有64分。」
大部分問責官員還是要找公務員出任，可見政治人才在社會上實在十分缺乏。
隨着一國兩制實行多年，管治人才的問題似乎是越來越嚴重。人才的錯配、缺乏，是現時的種種管治困難的成因之一。為何人才總是出不了來？
在上一篇專訪文章，馮檢基議員詳細地講述了他對政改的看法，在第二部分，我們由政改出發，探討數個香港政局較為宏觀的面向，其中，在英美影響、政府組班等，馮檢基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