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不同意也不傾向進行獨立調查，與普羅大眾以至專家學者的意見大相逕庭。一般人不會往歪處想，但為什麼有些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卻煞有介事地迴避「獨立」二字呢？
我並非種族主義者。我認為一個人在社會上，不論種族、性別、年齡、職位、貧富，都應該有共同的機會；但這並不妨礙我承認，人的實際狀況會因以上的因素而有差異。
今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掀起熱烈討論，事緣試卷內兩條題目被認為涉及敏感政治議題。其中一條題目提到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政治立場轉變，該題資料引用1943年中共黨報節錄指「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另一資料則引用毛澤東於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稱「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喪失人心」，然後提問中共於1949年建國後是否「其指導原則較掌權前出現了巨變」。另一引起關注的題目與香港史相關，題目先引述1982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本港市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比例偏低，又引用許冠傑《同舟共濟》歌詞帶出港人移民外國的心態。這兩道題目之所以引起關注，是部份人士在網上發表言論，指擬卷者借題發揮，達到「借古諷今」之效，第一題有暗諷中國現政權一黨專政之意，帶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第二題則指當年香港回歸不符合港人主流民意，帶出港人抗拒國民身份的觀點。 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 就上述歷史科試題，部份媒體或評論者認為題目擬定得非常好，不畏強權，敢於挑戰現政權，所以要向出題者致敬，又謂考評局有人會「收大信封」，考生答題會「嚇到瀨尿」，左派學校歷史老師面對試卷會難以自處等。其實，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科考問所謂政治敏感史事，又或是通識科提問政治性的議題，可謂屢見不鮮，擬題者不見得會因其政治性而有所迴避，如高考中史科曾考問「文化大革命何以被目為『十年浩劫』?」，在選題和用詞上不見得有何避忌；當年通識科也曾多次就藏獨、疆獨、一黨專政等議題加以考問，只要是課程範圍以內的，也輪流出現，不會刻意迴避。至於教材方面，本港歷史教育近20、30年已建立客觀中立的優良傳統，教科書不見得在現代和當代史課題上有所避忌，能做到不偏不倚，即使是社會大眾認為是極其敏感的六四事件等，也早已並一直載入歷史教科書之中。至於本港的歷史教育工作者，教學和評卷時亦能論從史出，有根有據，中立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因此，偶爾看到今年歷史科試題內所謂敏感資料和提問，即群起而討論，其實只是大驚小怪，對教育現場欠缺了解，低估香港教師的專業態度，令人啼笑皆非。 不過，話得說回頭，香港歷史教育不是「自古至今」都是開放中立，沒有政治敏感問題存在，也不是政治從沒有干預教學。不過，干預發生的時代不是今時今日，而是80年代以前港英殖地民政府統治時期。1950年韓戰爆發，東西方冷戰展開，港府從本身政治利益出發，刻意在文化和教育中剔除政治敏感因素，釐訂中史教學目標時，明確指出中史教學不能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情緒。1956年，國民黨成員在港發起「雙十暴動」，危害港府統治，於是中史課程不得不加以修訂。當時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中史教學皆以「現代史」為重心，但學習現代史使學生認識到當前政治社會問題，容易激起民族意識，對殖民政府統治大為不利。於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史課程分別在1960和1958修訂，課程內容的下限改為1911年，也就是將現代史部分刪去了。在1963年，中文中學中史科會考課程更以1793年的「馬卡尼來華」為下限，刻意迴避鴉片戰爭的課題。 及至7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隨著尼克遜訪華而紓緩，港府開始解放中史科禁區。1972年，英中中史課程加入了「現代史」，並增加「共產黨之興起與國共關係」的題目；而1975年頒布的初中課程，更突破性的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當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然而，港府對「民族感情」仍有抗拒，故當時編訂的初中課程綱要，教學目標只有傳統文化認識，而沒有「民族意識」的培養。再者，由於當年左右兩派在香港的勢力根深蒂固，政治鬥爭出現在不同範疇，教育自難置身事外，不少學校和教師在教學時都會有意無意之間，對國民黨或共產黨有所偏向，課堂教學的政治中立無從談起，這一點相信曾在60、 70年代接受教育的港人都會有所記憶。 踏進80年代，隨著九七回歸臨近，中國歷史科改革的呼聲日漸壯大，加上課程發展議會加入了不少非官方成員，港英政府對課程的控制相對下降。1992年推出的高級程度中史科課程不但加入了「當代史」，教學目標也明確列出「啟發民族責任感」；會考中史課程亦於1993作出相應改革。再者，隨著左右兩派在香港進行的政治鬥爭減退，特別是新一代歷史教師的湧現，他們多能拋去種種的歷史包袱，秉持歷史教育的專業精神，令客觀獨立的歷史教育氛圍漸漸形成。 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 過度解讀 不過，隨著近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歷史教育隱憂再現，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事最好例子。而我認為對歷史教育構成重大威脅的不是坊間所謂的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而是社會在高度政治化下對歷史事件「古為今用」，或作出過度解讀，或只摘取有利宣傳個人政治信念的內容加以放大，或為個人立場而歪曲史實和斷章取義，以達到「抽水」之目的。以今次試題事件為例，坊間的炒作，無非是想借此批評中國現政權，表達部份人士對回歸後政局的不滿。姑勿論其觀點孰是孰非，評論過程就無形中歪曲了香港教育專業在擬題、教學、編訂教材的實況，並主觀地摘取合乎個人立場的史事而無視當時歷史的客觀事實和全面情況，美其名為借古諷今，實則是古為今用。 無疑，「政治」與「歷史」之間的而且確存在微妙關係。而基於香港特殊政治狀況，歷史教學長久以來更被視作敏感課題，帶有濃烈政治色彩。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具有潛在的政治意義，大眾對當前政治社會問題的「立場」亦與歷史教學的「定位」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歷史教育可說是構建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因此，歷史教育必須區分「借古鑑今」和「古為今用」，前者是立足於史實，客觀獨立，中立持平，不偏不倚；後者則斷章取義，甚至歪曲史實，旨在宣傳己見，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今次歷史科試題事件正好提醒我們，歷史教育工作者必須繼續獨立客觀的精神，避免歷史教育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