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近3年困擾，反覆變化，全港學校學生返校政策，亦要因時順勢而變，一味要全體學生全面禁足，被拒於校門之外，不能長期維持如此一刀切的方法。
價值教育是一項身教的潛移默化工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線模範，教師的「行為世範」更是學生的楷模，社會傳媒的黑白是非在影響青少年價值觀的組建，一代人的價值觀建立，要通過整個社會的共識，一同努力。
教師必須教導學生文言文的解碼策略，而且要告訴他們兩者的關係，例如利用配詞或高效識字的方法來理解文言文，選擇最適合的可能，那就較容易理解文章內容。
隨着國家國力提升，中文作為一種軟實力，在世界上日益重要。如管治階層沒意識先在教育方面，確立「中主英輔」的語言政策，繼而輻射至社會各層面，本港長遠會脫軌於國家發展的步伐。
近日參與了全港幼稚園中英文朗誦比賽，孩子們穿上華服以兩文三語、聲情並茂地演譯一首又一首的作品，國學的種子悄悄地在新一代的心田植根，令我倍感欣慰。
近日「天線得得B」擺設破碎事件，責任誰屬掀起爭議。網上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討論，其中一個論點是為人父母，是否需要考牌？究竟什麼是「家長教育」？誰該接受教育？
廣州南沙的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將在今年9月開學。期望大灣區各地政府推動港人子弟學校的發展，香港教育局和考評局亦可探討DSE在內地發展的可能性，長遠提高其認受性。
教育是一們專科的項目，在往後的25年，我們需要熟悉香港教育的局長，教育是未來的基石，一點也不能含糊。現在的楊局長擔任教育舵手多年，高瞻遠足，正反映教育局長的重要。
DSE中文課程持份者的關注重點都放在技術上的致勝之道，迎合歷屆考核模式的教學取向，已成為相關行業的風俗常規，而一些蘊含深意或歧義的篇章如何解讀，不是隨波逐流，就是囫圇吞棗。
期待新一屆政府的成立，能以衝勁及遠見，帶領香港為持續的疫情及後疫情時代，訂出合適的教育發展方向，以讓教育部門能相應地調整政策及施行措施，讓莘莘學子的青少年期學習時光不枉過。
為進一步支援教師及學生使用多元化的教材教授及學習中國歷史，教育局與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合作，將100集《中國通史》紀錄片剪輯為數百段短片，並加上適合的學與教材料，以配合初中中國歷史科新課程。
究竟醫療室對學生而言，醫的是什麼，又能療些什麼，自欺欺人而已。說實在，一校一醫生或一護士或一中醫，在香港早應落實。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疫情下，每個人都在不斷的學習、調適，面對不斷改變的世界，只能不斷地學習、調動自我適應的能力。適者生存，才不會被洶湧的世途湮沒。
面對「躺平主義」要怎樣調整自己對新一代的期望？學校在家長、學生、老師以至社會人士的眼中，會否容許有下述的情況產生？可以如何自處？學校又可以怎樣迎接這種新風？
ESG，相信在教育界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事實上，每行每業都應該視ESG為重要課題，教育這個領域更應該肩負重任，學校更責無旁貸。
疫情進入第5波，病毒更張牙舞爪。應屆DSE 4月的考期或許要再延後，考生心情又會忐忑不安，究竟如何可以圓9月入大學之夢？
圍繞公祭日引起的風波，既突顯出教局與學校欠默契，更透視出人心未穩、反動蟄伏。政策上，確立中文的價值是建構身份認同的可行辦法。過程中，可預想必然遇上反彈，但無須忌諱強硬，必要時其他政策需讓路亦在所不惜。
以回憶族群創傷的方式凝聚歸屬感是當前所謂「愛國教育」的命意所在。其實這只是臨危受命的急就章。過去式的回顧要植根於庶民心裏，必須具備一個自覺的前提──這是我的國、我的家！
學歷史最重要的，是借前人的經驗，讓我們可以在個人修為、以至國家大事，待人處事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過錯。那麼「南京大屠殺」又跟小學生有何關係呢？
我們必須讓學生對「快樂」有正確的認識與價值觀。最有效的方法，是推行快樂教育，建構同學對「快樂」正向的價值觀。
小學一年級學生觀看50秒的日軍屠殺情景後嚎啕大哭。這是不應該的，對幼小心靈的傷害，是難以彌補的。問題是，誰該對此負責任？教育局、校長還是教師？抑或是全部？
設計思維是有系統地思考出創新的計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的思維模式，以需求者的需要為核心。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及合作，重新了解要解決的問題，再共建解決方案。
這一次因着教協的解散而缺席立法會選舉，這對教育界別眾多候選人的選情，會有什麼影響呢？
一個未來有250萬人口生活的龐大社區，需要新開設多少間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呢？ 如果政府仍然沿用舊思維去規劃基礎教育，又是否能夠滿足北部都會區的需要？
今年5月教育局宣布作為官立學校的辦學團體，經審慎考慮各方面因素，決定有序地逐步停辦香島道官立小學。
縱觀現時全球以及本港情況，疫情總會反反覆覆，維持一段頗不短的時間。那麼，作為教育工作者以及決策者，是否應有一個更長遠的規劃？
教協今天（28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表決修改會章，目的是降低解散門檻，議案獲得大比數通過。
成立48年的教協周二（10日）表示在無法化解矛盾的情況下，理事會經過討論，決定宣布解散。
教聯會和教協均是老牌教師組織，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兩者的宗旨在早期分別不大，都是為教師爭取權益。「我想較大的分別出現1997年回歸之後，主要是在政治立場上。」他說。
教育局7月31日表示，近年教協未發揮教育專業作用，並在反修例等社會事件中未盡教導及勸止之責，反而推波助瀾，有違教育宗旨，其本質已與政治團體無異，故不能再視教協為教育專業團體，因此全面終止與其工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