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報讀人數持下跌，過去五年每年只有一名至數名畢業生，香港大學將於2018至2019年度，取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兩個主修科，令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其實大學之道如此，中學的命運亦大同小異，高中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因報讀人數每況愈下，早已成為「夕陽科目」；純理科組合「生物、化學、物理」已從舊高中學制的「黃金配搭」，淪為報讀者不斷減少的選項。是學生選擇使然，是社會風氣改變，還是教育政策一手做成？ 資源分配要與時並進 自教育改革推行以來，管理主義之風盛極一時，無論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都要千方百計證明自身是「物有所值」，否則在衡工量值和事事問責之風下，會被斥為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及資源配置失當，輕則所得資源日削月割，走上「陰乾」之路，重則面臨慘遭淘汰的厄運。影響所及，大學講師之表現與發表論文數量和學生評估結果掛勾，科目之存亡與報讀人數息息相關。大學如此，中學亦然。自新高中學制後，教育當局大力鼓吹學生自由選科之機制，「市場」力量由此進入中學之門。各科百花齊放，自由競爭，欠缺吸引力和市場前景的科目自然備受冷落，中史和中國文學等首當期衝，數理化等純理科亦面臨厄運。中國文學和中史在會考時代分別有一成一和三成一的選修率，但在第一屆新高中開始時先減一半，到第五屆中六時再減一半，最後只有約半成和一成的選修率，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至於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三大理科的情況，修讀比率也由2009年的7.07%，一直下降至至2015年的4.23%，修讀學生跌幅近半。數學延伸單元一的選修率更由第一屆的11%一直下跌至第五屆的5.7%，數學延伸單元二的選修率也只有8.2%。 事實上，在功利主義作祟下，不少家長和學生不再視教育為進德修業和全人發展的途徑，而是將教育當作「投資」，期望在付出時間與金錢後能取得實質回報，所以選科以「賺錢能力」和「就業前景」為重，被視為「錢途無限」的經濟科成為新高中選修人數最多、選修率最高的科目，而新興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也躋身最受歡迎科目四強。社會風氣和教育政策互為影響下，教育事業漸漸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顯而易見。 當然，教育事業理應回應社會之需要與訴求，不論大學還是中學，科目設置與資源分配也要與時並進，不可墨守成規。然而，市場化和用家主導的做法走向極端，會演變成只斤斤計較於眼前利益，忽略教育工作的長遠回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殊非立竿見影，有時也難以具體量度。教育當局和決策者，也不應只知經濟效益而無視社會影響，以致執一廢百，因小失大。就中國歷史科發展而言，教育當局以其課程內容未能與時並進為由，取消其獨立必修科的地位，在初中引入各種綜合科目，致使國史教育岌岌可危，終衍生新一代國史知識貧乏和國族觀念淡薄的弊病，是為港獨思潮的溫床之一，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又以大學教育為例，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學有所成者可投身太空科技探索，造福人類，也可投物香港以外的科研工作，報效祖國，放眼世界。 要言之，大學乃探求學問和創造知識之地，而非取悅學生和家長的補習機構，萬勿以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益決定一切；中小學教育亦有移風易俗，陶鑄人群之作用，實不應以市場主導和管理主義作為教育施政的方針。
香港在這時開始編程教育的時機剛好，眼見其他國家正推動運算思維教育，有很多經驗都值得香港借鏡。
早前應邀擔任澳洲數學比賽香港賽區的頒獎嘉賓，以下是我在典禮致辭的譯文。
「當我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很多經濟系的研究生連微積分都不懂。在主修經濟學的本科生中，我是唯一學過微分方程的人。那時有些經濟學教授也不識數學！」
2015年7月27日，正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的香港學生盧安迪，在香港大學訪問當代數學大師蕭蔭堂教授。蕭教授為哈佛大學數學教授，早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兩人雖生於不同年代，但同樣醉心數學，是次訪談是兩代數學研究者的對話。
追溯中國的歷史，便可發現漢朝和宋朝的科學能與西方媲美，這源於當時文人輩出，寫下不少千古絕唱，包括屈原的《楚辭》、諸葛亮的《出師表》等。加上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運用列傳和傳記等前所未有的寫作方法，足見當時中國人創意源源。然而，這些情況並非只在漢朝和南北朝發生，唐朝和宋朝以後也有很多出類拔萃的文人，譬如李白、杜甫……一直延續至清朝的曹雪芹，他們的文章和詩詞熱情澎湃，均是很漂亮的作品。這表示中國人有足夠的感情和創意，可是未能在科學上加以運用，以致科學成就匱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