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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官場裏，一切事物都是「為今我所用」，而不是單純的為我所用。所以，即使是上級按政治需要而搬龍門，錯在上級，但也要下級承受。這就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另一種體現：上有立威，下要跪低！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在北京的高速公路上，處處可見「初心」這兩個字的看板，我問為什麼，接機的老師說，這是十九大留下來的標語，習近平打貪，提醒共產黨黨員莫忘革命時的初心。

既然衝突不可避免，是否就意味着中美雙方應該不計成本地打一場互相懲罰、不斷加碼的貿易戰？

易綱認為，中國經濟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能依靠貨幣信貸的「大水漫灌」來拉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為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創造條件。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2018年香港的政局漸趨穩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漸漸提高。香港應該利用國家的優勢和機遇，重拾國際化的發展，特別在思想行為上，認識文化態度的轉變。

撇除歧視因素，北京對外來基層人口的清理行動，其實是有跡可尋。

香港與內地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是香港與內地權責相合。香港憑什麼對內地只取不予呢？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到2050年，再翻一番的話，人均GDP就可能達到5萬美元，這是甚麼概念呢？就是達到目前香港或美國的水準。當然，美國也會進步；但大家不要忘記，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屆時中國的國力就相當於4個美國。

習近平深謀遠慮，斷估他會明白權威管治需要建基於強人，這是作為過渡的一種。

基本法有些條文，明顯跟憲法裏的有關規定互不相容。

十九大提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賦予了兩地合作新的使命和新的內涵。

近年中國經濟遇到下行壓力，但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會崩潰，政府亦會倒台，這是天方夜譚。

變化最大，影響最深的是，資歷優勢、台階完備優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政治血緣優勢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今年度中國的三大跨國發展：一帶一路、金磚五國峰會、六大國際組織會談，在顯示，中國逐漸掌握國際領導局勢的話語權。

有的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對香港出現的一些情況看不過眼，曾經發出警告說，不搞一國兩制，香港失去一切，國家沒有什麼。這些話說多了，難免令人擔心中央會對處理香港問題失去耐心。

香港早前的一帶一路騖遠策略，期望以「超級聯繫人」的圍骰通殺全球。若然從金融角度考慮，不無道理，但以加工製造、貿易或物流運輸業等來看，這無疑是捨近求遠。

高層權力的消長，讓人看到中央團系的衰敗場景，感受到中央團系正處於政治黃昏期，且只能維持很短時段。

我們只要讀讀「報告」第五部分，便知其發展經濟的策略涉多個層面。

中國共產黨將迎來100周年黨慶，中共定下兩個目標，第一、全面小康社會；第二、減少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

要理解關鍵詞「牢牢掌握」的精粹，大家可以參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被拒入香港時的回應︰「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權！」

只要台灣一天不宣布獨立，北京仍可以讓現狀繼續維持，不會採取激烈手段去解決台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