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育規劃

本港在宏觀的城巿設計及人口政策，需要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而在教育範疇，不論校舍設計、中小學老師的職級架構、人才互補，亦需要新思維去探討。

2017年2月27號香港教育局發表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用以取代十多年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即將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畫。新的指引要求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童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有機械式抄寫及計算」，以減少幼兒承受額外壓力。當局更訂明所有參與免費幼教的學校須循序漸進落實指引，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指標去監管幼稚園能否通過質素評核機制。 指引一出引來爭議，有人會感到小學生才學寫字太遲了，未能應付日後的學習；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幼兒過早學寫字，會影響小肌肉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想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教育的規劃上，誰是決策者？   教育規劃的主宰變成家長 從前在精英制度下，教育署的年代，教育是一個專業性皮頗高的行業；教育政策是上而下，政府制訂合適的政策，通過教育署的官員推行，因為擁有權力及專業性，引領各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執行，他們又相對家長及學生有專業地位，因此家長及學生，大多數願意接受學校政策的各樣安排； 可是，時代的改變，學校的管理產生了很多變化；學校實行了校本管理，校長及教師再也不是單向性地按教育局的指引；事實上，教育官員的專業性也再不一定高於學校的管理人員，所以順水推舟地下放權責。 同時，普及教育推行多年，令愈來愈多的家長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高於學校的教師及管理層。因此，他們對於老師的教導及建議，會開始有自己的思考及價值觀，甚至反駁學校的安排。另外，科技的普及，愈來愈多的教育資訊可以從網上找到，家長們對於老師的專業性更會作出懷疑。 總的來說，主宰教育的已不是教育局的官員或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只因為社會變得民主了，家長們的認知水平高了，社會不同媒體的影響力大了。教育規劃的主宰能力由政府轉到學校，再由老師慢慢轉變到家長上，有時家長會用群眾壓力逼使學校及相關部門對某些政策作出改善，而學校往往因為民心背向而逼不得以作出讓步及妥協。 2004年所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TSA的原意是想協助學校及教育局了解學生在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的表現，從而作出調整教育政策作出改善。可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家長反對孩子應考TSA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有時是由下而上的影響，學校的教師及教育局等都需要作出回應。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很多時候，納稅人都希望政府把自己得來稅款能用得其所。根據政府文件，2016-17的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總額為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因此，當作出教育規劃，而要撥出更多的金錢時，便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同時，在教育規劃上，社會的需求亦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現今的科技日新月異，在規劃時，會考慮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所以，教育界近年都積極推行STEM教育，即重點培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上的知識，以迎合這個世界對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及保持他們的競爭力。 現今的社會，任何一個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必須順序，反而是由多個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影響。教師不應怪責教育局領導無方，也不應嫌棄家長在教育專業上說三道四，社會也需埋怨教育做得不夠好，現在需要各持份者合力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相信每一個界別的人，都是以學生的需要作為出發點，期望往後的日子，集思廣益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學生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