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陳方安生

對23條條文的寫法有意見，現在正是提意見和建議的時候。但在這個時候再陰陽怪氣地說香港「不能成為中國另一個城市」，要麼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要麼就是別有用心公然反對23條立法。

李澤鉅不能連任全國政協常委，竟然是普羅大眾街談巷議的內容。在政治圈中，更出現一個名詞：「中國式羞辱」。

活躍於本港政壇多年、外號「陳四萬」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26日（周五）突然宣布要從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與家人共聚天倫。

公務員於遮打花園發起「公僕仝人 與民同行」集會，4萬人潮迫爆中環。發起人張家寶讀出宣言，包括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公務員發起集會，約數千人出席，人潮延至遮打花園外圍馬路天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民主派議員、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等相繼上台發言。

郭榮鏗議員相信政府修改《逃犯條例》根本不是為了台灣殺人案，其實是別有居心，肯定的是，內地人員到香港執法更為容易。

「美國—香港政策法」在今天的條件下已無多大的意義，廢與不廢都不重要，但也許美國可用獨立關稅區以外的手段威脅香港，例如打擊香港的金融服務業。

但如果凡事以獨特的制度安排作為「不是普通城市」的標準和擋箭牌，就遲早會被內地大系統邊緣化，甚至被大市場拋棄，成為一個普通城市。

全世界的大型體育館，最令政府頭痛的是變成大白象，每年收入少，但維修和管理的支出都不斷上升，做成政府財力的一個大包袱。

不要在黑暗的掩護下行使你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權利。 勇敢地在光天化日下做到這一點。

香港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如果仔細一看，香港的管治人才似乎都是分崩離析的。

林太必須勇敢地擔負起重啟政改這項艱巨的任務，否則政府管治的質素只會繼續下降。

特首和他的治港班子，一共只有不到30人，是完全沒有實權的空心老倌。政策的成敗，端賴掌握人權和財權的政務官員系統是否合作，而對於政策的成敗，政務官員毋須負責，問責的是無權無勇的特首和他那一小撮政治任命官員。他們的主要作用，是制訂政策，然後對外被問責，當靶子。 不單如此，自回歸過渡開始，香港政府便不斷把它的一些功能分出去，成立由政府資助的專責獨立組織，主動分權。 以香港機場管理局為例，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法定機構，以商業方式獨立營運，並不隸屬民航處。你大概也猜得到，這些獨立王國，幾乎清一色是由前官員管理。特區政府被削出去的權力，同樣操在政務官員手中，他們之上通常有來自各界的管理委員會，但這些人都是聽政務官員的話，走程序的。 治港班子有責無權，政務官員有權無責，這政制設計完全是政務官員的天堂。有趣的是，這明顯荒謬絕倫的安排，卻像皇帝新衣那樣，政務官員能長期封住悠悠眾口，回歸二十年都沒有人指出，還讓大家覺得理所當然。 這樣的一個系統，因為缺乏中央領導，沒有方向感，各部門碎片化，按以往的慣性運作，因循保守。只要影響各部門的日常運作，官僚系統會自發的抗拒，抵消。特首和班子能做的，只是通過財政司司長，於預算中各部門支出增長作不同的微調，很難作任何大的政策改變。如西九故宮博物館類，「好打得」如林鄭，也要繞過這個系統才能成事。 特首左右做人難 香港的最基本問題，是各持份者都只盯住己一畝三分地，不顧大局；就算中央，對香港也只顧其整體短期經濟利益，不惜犧牲這隻生金蛋的鵝的健康，把產業抽空，同時讓利益集團壯大，自己不作為，並容許特區政府不作為，弄到它快要因長期營養不良和失醫病死了。 就算從「長遠打算，充分利用」出發，中央也要下大決心，帶領香港各界，把香港帶出困境。現在看來，中央決心已下，大灣區規劃是一盤大棋。 但是這盤大棋一旦成功起動，首先便一定會把香港目前的利益格局全面打破，會碰到重重障礙，而第一重，將會是政務官。可以想像，他們的共同口號將是維持政治中立，程序公義，保障本土利益，抗拒大陸化。 政務官不用跟你談政治（他們是「中立」的），根據往例，香港公帑不能在境外花，人家怎麼搞一回事，我要走程序，光是這兩條就能把香港自絕於大灣區之外。 到時候，陳方安生的幽靈又會重現：香港要做一個很有特色的國際都會，還是又一個中國城市？並簡單地把兩者對立起來。 不管誰當特首，在這環境中，都會左右做人難。所以最近才有像內地年青學者田飛龍倡議的，中央就根據《基本法》第48條，索性給特首下指令算了。 這是年少氣盛的書生之見，但中央如不大力主導，香港就必然會被既得利益主導，無可避免。 大灣區發展規劃只是一個頂層設計，魔鬼在執行的細節中。中央在香港的同盟軍在哪裡？民建聯嗎？工聯會嗎？它們都是既得利益的一部份。

如果曾俊華當選，香港是否真的會如他所說的：所有人可以活得更好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