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教授續任後曾稱要帶領大學再創高峰，繼QS亞洲大學排名重返亞洲第二後，最新「2023年度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排名全球第13，未來將聚焦深科技及持久影響力研究，增國際競爭力。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在這場地緣政治大賽中，美中兩國能否找到一種方式，構建並管控一場有建設性的競爭，並讓兩國竭盡全力去展示哪一種制度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福祉？
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令各界惋惜不已。 為推廣中華文化，他曾上書已故前總統蔣經國，也因此奠定台灣在國際漢學的重要地位。
香港是自由之都，可以吸收中外的「文、史、哲」營養，我們要好好利用，不應該讓意識形態限制自己，思想應該是客觀、理性和包容的。
引進「在家學習」的另一種思路，是把疫症的「危機」，變成改變教學模式的「契機」。積極地看，「停課」正好是擺脫了課堂與課時的束縛，讓我們有空間重新思考，把「上課」轉化為真正的「學習」。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我觀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 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自己。
在世界範圍內，哈佛大學都是無可爭議的一流大學。 其歷史、影響力和財富為世人景仰。 那麼，它究竟是憑什麼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 這些，又能給我們哪些啟示？
我很早就知道哈佛巨大完美的殿堂中，有這麼一個小角落，負責如此現實的人生大事：哈佛畢業後的工作機會。
以往，成績好，就會在教育體系裏面順利上升，不斷取得更高的學歷，也因此在工作裏面，步步高升。學歷、地位、收入，是緊緊相扣的。但是在一個人漫長的四五十年工作生活裏面，學歷佔的重要性愈來愈低。
大學已經不是純粹作學術性學習的地方，大學收生也因此不能只看學術成績。這種大趨勢已經不可逆。但是大學要在收生政策上作任何改革，必然會遇到起碼兩方面的挑戰。
香港也有隱憂，高校研究水平雖然不錯，但吳校長認為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未必能夠維持現狀。
一些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的學生，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
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興趣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外來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必然的興趣同偶然的機會結合，就能成就事業。
香港不缺創新的思維，我們缺少的是適合的年輕人口。香港缺少的是一個由私人領域及政府聯手建立及維持的創新生態。年輕人及企業家可裝備自己，令自己有跨界別的能力，重新定立對風險管理的概念，把握中國內地的機會，並將微少的創新連結起來，成為大型的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