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文字的文化多元，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資產。香港處在中西文化交匯之點，中英語言的並用，又是粵語與普通話的交叉點，非常寶貴。
朱師傅是世外高人，難得有緣成為他的忘年交。當年我每周都約他在九龍灣德福商場的仿膳飯莊吃午飯，親自拿他的手稿，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
經過兩年多疫情的洗禮，中大校園再次煥發姿彩，祝願母校一甲子校慶再攀高峰。
翔鐘身為老總，與香港名人時有接觸，和曹仁超兄一樣，觀察很貼地氣，也不是人人有此體驗。如今二兄俱往矣，能不惘然。
邱先生循循善誘，是位敦厚長者，喜歡跟同事聊天、打成一片，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邱總很關心後輩。
6月21日午夜收到邱翔鐘夫人電郵，驚悉在倫敦的邱翔鐘先生逝世，邱先生與我相知相交37年，悲慟萬分，徹夜無眠。來世上一回，億萬人之間，與這樣一個難忘的師友同行了半生，地久天長之間，如此短暫，真是捨不得。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美籍印度裔的資深傳媒人褚簡寧（Michael Chugani）辭任無線電視明珠台的時事節目「清心直說」（Straight Talk）主持，並停寫《南華早報》、《信報》專欄。
七十年代香港出現了至少兩位「姣婆」作家，「她們」每天在報章寫中區白領麗人如何「姣屍炖篤」、如何煙視媚行，寫得出神入化，吸引無數狂蜂浪蝶，成為報壇佳話。筆者有緣認識這兩位「中區白領靚女」。
幾經斟酌研究，我們把公司願景定為：建立一個優質媒體平台，在大中華地區發揮影響力；使命有三：一、為讀者搜羅優秀作家；二、為優秀作家提供理想寫作平台；三、為社會長遠發展貢獻真知灼見。
這位George，是我心中獨一無二的George。故人逝，自是悲傷，但他留給我充滿正能量，想着也會微笑的美好回憶，相聚的愉悅多於永別的哀傷。
《信報》的樂評，其實是沈鑒治的「今生」，至於前世，則原來早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絕對是香港音樂評論的先驅。
在《信報》共事時，因為各有各忙，接觸雖不算多，卻從無疏離隔膜的感覺。退休後，彼此時有相約外遊，談新說舊，分享同行樂趣；今讀沈兄自傳，箇中人事，並不陌生，除了興味盎然，更能喚起前人詩作的情致。
陳明銶教授去世後我負責約稿及編輯紀念他的追思錄，知道更多關於他過去的事情，他對每一位學生與朋友都真誠付出，來者不拒，盡心盡力，燃燒了自己，照亮了許許多多的後輩，我受益極多，感恩不盡！
本社作者、國際時事評論家、作家、翻譯家關愚謙教授因病於當地時間2018年11月22日在柏林離世，享年87歲。本社刊登張建雄先生懷念關教授文章。
林先生的一些寫法確實感性，例如他預期1997年7月1日 會有「百官悲送」的場面，事實上，到了主權移交當天，「百官」 是去了會展中心出席回歸儀式，沒有「悲送」。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據我們多年的觀察，英國人的管治，特點就是他們有足以專制、專橫的條件一意孤行，斷然行其所是，但優秀的是，他們往往會在最後關頭順從民意民情，不走極端。
「《信報》開辦一年左右，那是最艱難的時期，籌備階段訂購的印刷機器運到港要付錢，香植球先生在大跌市中賣股票幫我們。」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曹Sir雖然走了，但他對事對人誠懇的態度卻常留心間。
他說沒有什麼嗜好，最大興趣是投資賺錢，不過他從不吝嗇計較，對我們都很慷慨。
曹先生決定停筆後，我和幾個同事商量過找誰頂替。我的意見是：要找一個人去頂是不可能的了。
人人慨嘆蝸居難求，曹仁超覺得最可悲的是，香港人最大的願望竟然是買樓收租，包括大學生。「即使好運或者憑父蔭，25歲前儲到首期，開始供款，供到45歲為止，到時都不用想創業了。所以我經常寄語年輕人，不要讓500尺綁住你的青春。」
從1990年加入傳媒至今，25年來我最關注的議題始終是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