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後，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首次接觸香港，彼時的新加坡有何反應？李光耀為何決定發聲？他怎麼看港星關係？一起聽聽他的分享。
從廣州的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倫敦的唐寧街10號，羅海星和我走過的人生路，究竟有多麼漫長，多麼曲折，多麼艱辛，實在是無可估量的！
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本身是蘇聯政經發展的產物，他的大膽改革激起了世界各地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但中國內部的改革力量卻在「六四」後遭遇覆滅的命運，然而「六四」餘波卻令柏林圍牆最終全面崩塌。
和平演變真是大勢所趨？如果當天由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仍未被瓦解，而是建立了繁盛的民主國度；非洲之春沒有變成非洲之冬；以及世界不是出現幾乎無休止的戰亂，或者真的會相信美好的和平年代就此降臨。
英國BBC主持人曾與立法會議員李梓敬一番激辯，李君基本做到「不欺場」。到底在美國的這段期間，讓李先生見識了什麼？對他刻下的工作，可有什麼助益？
面對壓迫時，人們應當振作起來，接受磨練、厚積薄發。社會的氣候愈來愈差，也許你曾經堅持不「咳」，但現在該是「咳」的時候了。
從六合彩看，為什麼林鄭送中不成？《逃犯條例》修訂不成，林鄭是人物，送中是事情，先要看看哪幾個數字能代表《逃犯條例》這件事。
訴諸暴力，可能會使社會上一些原來支持抗爭的力量轉向反對，並且讓治安單位更為強硬，帶來更多壓制。
在中國軟實力缺失的環境下，再加上特區行政長官是由北京指定的小圈子選舉方法產生本土因素在發酵，香港年輕人開始對中國的冷漠和疏離。
「中港矛盾」是由香港內部矛盾引發到「佔中」運動，加上「泛民」的強大反對派力量而引致。
八九民運激起港人的盼望與失落，是一份休戚與共的經歷和感受，透過支聯會年年勤加「拂拭」的煥發，在港人心中建立起來的集體記憶，不僅沒被塵封與磨滅，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港人珍惜。
當時的天安門長期被佔領，政府必須確保首都不能再癱瘓，要有斷然措施恢復北京市的秩序與民生安全！兩股力量膠着對抗的結果，終於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彼此對話終止，傷痕到今天依然存在！
百年前的「五四」，學生有「火燒趙家樓」之舉，北洋政府釋放了肇事者；毛時代的「四五」（1976）雖拘押了數百人，但未開槍；30年前的「六四」，卻對和平請願學生開槍清場。
今年六四，遇上政府修改《逃犯條例》，打開分隔兩地司法的大門。兩件事加起來，對不少港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6月3日軍方向天安門推進，在直升機支援下，學生開始撤離廣場，到6月4日早上6時，天安門已完全掌握在解放軍手中，51天的學生運動結束。
如今回顧這一段悲慘的民族血淚史、不禁老淚縱橫，謹此向六四遇難者及其家屬致哀致敬！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位於上環必列啫士街的香港新聞博覽館近期除了開設「五四100年」專題展區之外，上周起加設六四事件30年展區。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30年來，從硬件上而言，中國的國防及財經實力，今天已躍上國際舞台，儼然僅次於美國而成大國老二；然而軟體上而言，其氣節綱紀、則全面敗壞！
從1949年到1997年再過渡到今天，曾在香港和鄰近地方發生的事情，都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我們的校園內，可有空間協助這些年輕人、未來社會成員建立認識自己國家的能力呢？
六四30周年一周前，支聯會舉行愛國民主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民主訴求，平反六四。今年遊行在風雨中度過，但堅持追求民主的心。
今年除了是六四30周年，也是中共建國70周年。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留意習大大（習近平）對很多活動，尤其是推進民主的活動，沒有太大興趣。但有一件事情有獨鍾，就是閱兵。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我看到的是，六四屠殺只是極權殘暴的最惡劣展示，之後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專橫，從沒停止。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唯一一個角落仍然可以唱歌紀念六四。我們仍然可以講「時代那麼壞」，我想在內地不能隨便說這句話。
高志森導演在錢的面前，學生的熱誠和生命以至母親的愛，根本就是次要的，就讓他們都化作灰燼吧。
在香港，師生們可以不黨、不私、不賣、不買、不盲，認真研習本國的歷史，相對於台灣與內地要背負沉重的政黨包袱，香港蕞爾小島要承受的壓力是輕省得多。
「泛民主派和建制派有合作機會嗎？我覺得取決於大家對一國兩制的看法。」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能獲得多個5**自是可造之材，引導他到內地攻讀歷史是否最佳引導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