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董先生說起查先生仍然滿懷敬意。他說：「我至今還忘不了在金庸身邊做事十多年的經歷，奇人奇思，世間罕見，我受用不盡。他畢竟是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奇葩，空前絕後。」
動輒站在道德高地，以聖人角度來看知識分子，那麽實在沒有幾個能夠過關，包括自己。在人文學科江河日下，淪爲邊緣之際，知識分子在評論及批判前輩學人時，分寸該如何拿捏，輕重該如何衡量，真是一點也不容易。
南宋偏安，國勢比北宋更弱，可是文人在西湖邊創作了最好的文學，繪畫了最美的畫作。可見文化創造力的關鍵在於對創作人心靈的尊重，政治現實的種種不快往往可以被暫時擱下。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余英時的史學論著，在「科學史觀」外，別開生面，以詮釋學史觀為宗，治史之目的不在「尋找規律」，而在「探究意義」，在這一點上，余英時與乃師錢穆夫子，實多契合，誠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美麗風景。
《余英時談話錄》的趣味，正在於在字裏行間老實描寫人性的各個面向，美好有之，陰暗有之。
葉龍是浙江紹興人，是全聽得懂錢穆的無錫普通話，所以筆記一流，當時筆記在60年後，出版成《錢穆講學語錄》。
與余英時教授首次見面，是1980年代初的事，地點在台北市聯合報大樓。當時，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1913－1996）董事長請他吃午飯，邀我參加……
就算14億的兩岸三地華人都集體失憶，在半億的海外華人當中，或全球35萬間公共和大學圖書館中，只要有一格書櫃或一部電腦的記憶體，保存着余英時、黃仁宇和同類的書作，華文化便會繼續存在下去。
余英時與黃仁宇是長年生活在美國的華人，前者屬貴族型的學者，後者則較平民化，其出生及學術背景如何？
香港運動員的表現牽動特區市民情緒，一方面固然是港隊拿到的獎牌創造了歷史，但另方面香港人亦久旱逢甘，遇上一劑屬於自己的心靈雞湯。
余英時教授是一個身處書房、但心胸卻廣開世界的學者，這一點令他有別於其他的書呆子。
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令各界惋惜不已。 為推廣中華文化，他曾上書已故前總統蔣經國，也因此奠定台灣在國際漢學的重要地位。
「佔中」運動與「反修例」運動手段不同，充滿了暴力血腥元素。究竟余英時是否繼續支持反對派在香港的暴亂運動，沒有看到相關的表態或報道。
新亞主張「人文主義」的教育宗旨，以「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目標，文中指錢穆在上世紀一直倡導的還待後人推廣，今日更需要！
一代史學大師、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長、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逝世，享耆壽91歲。
捧讀《亮父詩稿》使我猶如窺入中國文學殿堂之境。《亮父詩稿》作者朱鴻林。書名題為「亮父」，何為「亮父」？
中國文化起於遠古的黃帝時代，歷5000年至今未有斷裂，實有先賢不斷努力。
在余英時的青少年年代，距五四運動只有20年，自然受其餘緒影響，回憶錄第一章即有專節講述五四性質。際此五四百年的日子，可看看一代學人如何評價五四。
只有溫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陳才能出新，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是顛撲不破的關於讀書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