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打算冒險預測共產黨在中國還會統治多久。歷史上發生的偶然事件多變難測，這讓預言未來毫無價值。
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無所事事、缺乏目標，商人也缺乏新招。香港在內地開放改革的大潮中，聲名狼藉。
中國缺了一個像美國國務卿那樣專注國際關係，並且能不停地飛來飛去縱橫捭闔，排難解紛的高規格人物。
人們對新聞自由、網絡自由的期望殷切，是走出愚昧的醒悟。所謂網絡強國，必須有法治的基礎；不應是自說自話模式，而是具有全球的公信力、認受性。
隨着經濟持續大幅增長，中國趁勢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保持克制。
我們既然研判這是20年戰略機遇期，自然亦為機遇期的完結作出了準備。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
無論梵蒂岡如何解說，這項主教任命安排是中國一直堅持由政府全面掌控宗教事務，不容國家主權受損的重大勝利。
有人以秦朝兵馬俑為傲，稱頌秦朝如何「偉大」，資中筠則不以為然。
各國政府財富佔國家財富的比例愈來愈少，挪威卻逆勢上升，政府財富佔近六成。它為何能不讓富人減稅、壯大國營企業？
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
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發行息息相關，我們將分別以三篇文章探討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市場的關係、以及中國和香港如何互補長短開發新的債券市場，便利一帶一路國家發行國際債券。
在強項方面，我們可沿用四個自信這框架，這四點已經高度概括。這裏只想加一點：規模效應。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權威之說，也是不確切的，其權限受法律約束。
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正義呢？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嚴重。
官員的「政績工程」重於民眾疾苦，個人意志高於一切，法律只是任意擺布的政治丫環，哪有法治可言？
香港人必須明白，中共是怎樣看待自己手上的權力的。
不妨再重申：從法制、經濟角度，「行政式一地兩檢」都對國家、香港都更有利，也沒有什麽北上南下的困難，中央應重新考慮香港高鐵的問題。
在美國的政治集會上，一定不會容許有人高舉伊斯蘭國的旗幟。這不是表達自由的問題，而是政治姿態的問題。
余光中比馬英九幸運，可以換場域，香港之後進入大陸這個更大的「建制世界」，備受更大尊崇榮光，馬英九不能。
對於北京市「高端官員」驅趕「低端人口」，社會關注者著墨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本文則以法律的視角觀察事件。
內地一帶一路的經濟機遇，除了帶動沿海城市外，亦帶動內陸西部城市，例如成都、重慶等。連接歐洲的鐵路途徑成都，有望帶動當地的經濟。
現代化的大都市，也需要「低端人口」的勞動、服務。在推展宏偉工程時，可否有一點人道情懷？
內地為了振興中國傳統節日，抵制外來節日，包括聖誕節。盲目排外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現，倒是缺乏自信的病徵。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從聖誕節透視當今政治，相信會有另一番滋味。
其實香港特區成立的那一瞬間，幾個月前國務院通過的決議迅即生效，在三處更改了香港的版圖，拿走了幾十個維園面積的土地，但別處也補回幾十個。天沒有塌下來。
個別事件加起來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台灣及國際社會因此對香港改變觀感，總不可能是正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