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思想加上「孝道」加上「儒家」奴才主義，長久以來便鞏固着一個極權「有為」制度的運作。
昔日甚至遠古已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共同特點，上有溪水以作飲用及灌溉，下有海灣，兩旁靠山，人聚居於此，地靈人傑，是最詩情畫意的景象。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說絕對權力高高在上，只接納順耳之聲，所接收的訊息便有局限。
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語文基金撥款的「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1月4日由丁新豹教授帶領，實地考察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來自本港十多間中學約40位師生參加。
「權力社會責任」理念已蕩然無存。又因為以孔子為宗，新儒家仍跳不出「克己復禮」的框框，結果發展成吃人的禮教。
人所不知，皇上確有小名嗎？直到50多歲，溥儀才知道自己的小名。
2008年的年廿八，羅志華進入大角咀的書倉整理存書，14天後他被揭發陳屍在書倉的書山之下，羅志華愛書，竟被塌下的書壓死，死得真是轟烈。
香港舊區生活顯現了華文化面對全球一體而產生的種種現象。一種文化能賴以生存，就必須與生活接軌，脫離了生活任何文化保育只能流於表面。
茶事與香江關係密切確是事實。清中葉後中國茶葉風行歐洲，外銷茶葉貨值遠超絲綢瓷器，英國於是在華銷售鴉片以圖平衡貿易逆差，結果引發鴉片戰爭，並由此改寫中國近代歷史，影響至今。
本實地考察改為影片模式播放，預計6月30日發布。
我們不怕舟車勞頓，多次踏入泰國北部高山上的美斯樂！不為別的，只為我們的心中有一團火，那是來自那個苦難的中國，來自我們的父母和我們師長。
富商遮打爵士等人用錫罐密封畫作並埋在港督府花園下面，等待有朝一日重見天日，可惜他們3人在日佔期間相繼去世，藏畫位置成了永遠的謎。
中華書局最新出版了羅雪川的《我畫文人故居》繁體字版，多虧了這本書，鈎沉了不少隱身於「尋常巷陌」中的文人宅邸。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是窮困的，調景嶺更是赤貧之地，它是當時香港的一個縮影。但人窮志不窮，這裏孕育了醫生、護士、大學教授、講師、中學教師、社會工作者、還有名導演與演員。
老實講，中國冰室的出品不是特別出色，只是一般茶記水準，但捧場客旨不在食，而是要懷舊。儘管如此，冰室長久以來都有一班街坊捧場，有人喜歡它的奶茶，有人喜歡咖央多和炸雞髀，各取所需。
自2004年起，考古學家便開始篩檢挖出來的泥土，至今已發現超過50萬件文物。埋藏在耶路撒冷底下的一切，顯示這座城市的歷史太過豐富與複雜，不可能符合任何單一論述，無論是猶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的。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香港擁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從開埠已可順利開通港口，發展航海貿易，令經濟通過轉口貿易而更蓬勃；吸引不少中轉旅客停留香港，或專程到來旅遊，乘船暢遊我們安全的海域，欣賞世界著名，獨一無二的維多利亞海港夜色。
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胡適在手稿裏介紹了他和陳伯莊的關係，1910年他們兩人考取了留美官費同船出國，陳伯莊那時只有17歲，胡適未滿19歲。
嶺南大學歷史系主任梁萃行教授認為，讀史不只是借古鑒今，不認識歷史，就如失憶，對於自己的文化身份，周圍環境、世界狀況，都不可能透徹了解。
曾幾何時，「生命麪包」是我們生活一部分，承載着幾代香港人的感情，是我們童年美好回憶。
由本周日起一連四個星期日（8、15、22及29/12/2019），中大亞太研究所與嶺南大學及香港歷史博物館將聯合舉辦一連四講的「東西南北文咸街」講座系列。
有不少研究指出，北京發生五四運動後，很快就傳來香港。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當時香港是殖民地的地方，英國政府以高壓政策管治香港，特別是排外運動。其實五四運動在香港爆發沒有想像中厲害。
1949年，「二次世界大戰香港華人特務警察隊」出版了《二次大戰香港華人特務警察隊特刊》，紀念這支戰時協助維持治安的志願警察部隊。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Jones）於1957年來到香港，在殖民地時期擔任過舉足輕重的要職。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很多人以為他回「國」了，但直到他離世前，仍然居住於香港。
《20年來香港驚人罪案》納入的案件主要發生於1973年之前20年和之後20年，覆蓋範圍由1953年至1994年，前後41年，稱得上是香港驚人罪案實錄大全。
燭光點點，豈能與太陽正大光芒相比？惟太陽雖然至大至光明，卻有許多轉折暗角的地方照映不到，燭光卻能把個中情況顯示出來。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