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政改與陸港關係問題纏繞著香港社會，造成港人不少困擾與憂慮。但對經濟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包括社會不公、市場扭曲、貧富懸殊與官商民互信，港人也不能掉以輕心。 在過去幾十年，很多企業高層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所謂「賺到盡」），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公眾及環境）的利益，是導致今天腐敗資本主義許多問題的根由。 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及可持續性，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作出重整改革。近年來，一些另類的概念和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們包括企業可持續性、企業公民、三重底線、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SR）和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s, CSV） 等。這些都旨在改善大眾對商界的印象及創造更多「社會價值」。 大學商管教育的未來 然而，筆者懷疑有多少企業高層真正理解上述不同概念的內涵意義、根本假設及局限，甚至對CSR出現誤解。文獻一般界定CSR為企業承擔起對經濟、工作場所、產品、社區及環境的合規與道德責任。但例如Social「社會」或「公益」一詞似乎過分鬆散糢糊，它是意味着平衡地為不同持份者增值？或是主要指改善外部社區、社會或整個世界？公益性CSR活動是否越多越好?此外，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公共）價值之前，是否已先做到守法德和照顧好員工、顧客及供應商？ 事實上，許多大企業正在推行的CSR政策與項目大多為公益或慈善性質，其一般旨在（a）彌補企業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補償性CSR）、（b）出於純良心利他主義（公益性CSR），及／或（c）提升企業聲譽及業務增長（工具性CSR）。然而，這些CSR項目大部分脫離了企業的核心業務，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號錢」、「公關秀」或「形象工程」。而實際能產生多少社會價值或效益仍很少有作衡量。 當然有些企業在從事公益性CSR之前一直已善待其主要非股東持份者，也有些形式上遵從交易所的ESG報告指引、聯合國《全球契約》十大原則或GRI《可持績發展報告指引4.0》。也有很多企業高層一方面跟從MSV教條並以自肥，在守法或照顧員工、顧客及社區的利益方面都未有足夠重視（即忽略其社會契約責任），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又廣做公益性CSR活動。後者顯然是一個矛盾和無效用的CSR策略。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這些企業的CSR活動經常受制於股東利益的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情況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換句話說，企業對CSR的承諾很多時會隨著經濟景氣、其盈利或股價狀況而改變。相反，如企業堅持履行社會契約責任及「持份者理論」，就會在任何情況下都兼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而非出於偶爾或有條件的良心。此類公益性CSR將繼續盛行，但企業的正當性仍受到質疑。 企業的基本責任就是透過合法和合乎道德地（包括把社會成本減至最低）對待各主要持份者以賺取合理利潤，並確保平衡這些持份者之間的利益。過度承諾投入純公益性CSR活動以創造更多社會價值，或許會受到大眾的讚賞，但一般不可長久持續（通常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董事會預先批准的5%年度利潤為可接受），私人企業或家族控股公司可作例外。 管理層不應犧牲股東及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過分慷慨地從事此類純公益CSR活動，除非額外的活動也能為企業帶來額外的經濟效益。這些創新的策略性CSR項目（基於企業自己的核心業務）以同時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與哈佛學者Porter和Kramer提出的「創造共享價值」（CSV）概念相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公益目標機構（social-purpose organisations）如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和Ｂ型企業，專注於特定的社會問題，比主流企業可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通過採用持份者為本模式，主流企業可以協助或與公益目標機構合作以轉變自己成為積極的社會創新者，創造更多共享價值，並強化公民社會基礎和改良公共制度／政策。 總括來說，如果企業只專注於股東利益、不着重持分者的看法、和不理解其社會契約責任，只將資源大幅投入公益性CSR，效益很有限甚至阻礙企業目的改革，因許多當前根本問題仍然存在未解決。 我們需要結束以股東利益為上的市場慣例，並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規範。重回持份者為本模式需要一個轉變過程。這個過程有賴地區內的一些有遠見和智慧的政商學領袖作出先行者的角式，創建改革力量的基礎。這個目標也可以透過教導大學商學院學生認識社會契約的本質和不同持分者的參與角式來達到。只有這樣透過眾多單位的努力，自由市場與大學商管教育才可以見到美好的未來。
「一蚊雞」、「全場最平一折！」，的確吸引；但超低價的出現其實反映經濟並不理想。 2008年美國突然出現金融危機，股市大跌，很多大型金融公司出現財政困難，有百多年歷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在當年9月更要倒閉，引致全球也出現經濟危機，很多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大增，當時稱為「金融海嘯」。金融海嘯波及香港，也是股市大跌、銀行信貸困難、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入息減少，以至市民普遍減少開支，零售業首當其衝，經營困難，各商店爭相減價。沙田一田百貨公司減價最出位，在2008年11月推出最低兩折，吸引大批市民輪候搶購。有此成功經驗，在2009年更減至最低一折，引致全城哄動，接著每年都有一年一度一折大減價，到2015年為止。 早至1996年﹐稻香酒樓推出「一蚊雞」（一元一隻雞）。1997年由泰國開始股市下跌、資金外流以致泰銖大幅貶值，連鎖反應波及多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稱之為亞洲金融風暴。香港股市大跌，銀行信貸困難，利率上升，引致整體經濟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上升，零售業也面對甚大壓力。稻香大力推廣「一蚊雞」，大受歡迎，反映顧客普遍消費力下降，轉為購買較平物品，而稻香「一蚊雞」成為該企業的標誌。化解當時危機。 井底蛙最終會被淘汰 一間企業儘管初時成功吸引顧客，不代表可以用同樣方式經營下去，面對不斷轉變的環境，企業也要適應轉變，才可以長期經營。要能夠適應轉變，第一步是定時搜集各種環境資訊，隨時準備應變。環境可分為微觀環境和宏觀環境，微觀環境是指與企業有密切關係的環境，未必影響整個社會，例如一間茶餐廳，發現對面街將會有一間快餐店開張，雖然對整個社會或茶餐廳所在的社區，影響甚微，對茶餐廳則是一個重大的環境轉變。而宏觀環境則是與企業未必直接相關，但影響整個社會，連帶企業也受影響，例如人口老化，雖然對餐廳沒有直接影響，但一間食肆要面對顧客群需求的可能改變，要考慮相關應變，大快活晚餐推出由員工送餐到顧客座位，一改快餐店的全自助模式，可說是應對了人口老化。 環境轉變對企業可以帶來商機或威脅，成功應對環境轉變，可以掌握商機，幫助企業進一步發展。一田百貨和稻香酒樓，就在經濟不景，市民面對收入下降，甚至失業的陰影之下，適時推出超低價，成功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聲譽。而未能掌握環境轉變而失敗的個案，可說數不勝數，其中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柯達公司有百多年歷史，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柯達菲林暢銷全球，也是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成份股之一。柯達公司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開始成功發展數碼相機，但是為了避免影響公司的招牌產品（菲林）的銷售，柯達公司停止發展數碼技術。問題是你不做，別人可做，多間日本公司在本世紀初紛紛推出數碼相機，菲林迅速式微。柯達公司才急起直追，也匆忙重新發展數碼相機，可是市場已被眾多日本相機佔據，柯達公司業績一蹶不振，股價插水，2004年被除去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成份股行列，2012年更要申請破產保護！ 所以，變幻才是永恒，執著自己以往的成功經驗，拒絕更新；或只看到自己附近的小範圍，不理會世界發展，甘願做井底蛙，最終會被淘汰。一間企業除了要了解自己的業務，也要留意世界環境發展，隨時作出應變，不斷求新，才能持久發展。
筆者常常撰文勉勵年青人要刻苦勤奮，肯捱肯搏，現在卻控訴工時過長，是否自打嘴巴？非也！
在歪理多多的年代裏，必須擁抱正面有市場的心態，能見「道」。
相信做人、做生意，從事領導和管理等，尤其是「外品 」和「內品 」也亦然。
全球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活動在近年內進入活躍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恐怖活動的興起，與世界政治經濟周期演變密不可分。尤其是全球化的逆向效應，世界範圍不平等的縱向加深，「失敗國家」的增加， 或以民粹保守主義的面目，或以宗教極端的憤怒情緒，為激進力量乃至恐怖活動，提供了燃料。 「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或ISIS）應劫而生，舉世震怖，這個一時風頭無兩的極端組織，其實遠非造成危害最大，也非基礎最為深厚的恐怖團體，以行動能力和組織嚴密而論，比之於成功導演「911」事件的「基地」（Al-Qaeda）組織，甚至可以說難望其項背。然而在傳播效率上，ISIS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熟諳互聯網傳播的手法，用盡心理戰的不對等優勢之外，還有令人不得不駭異的「核心競爭力」——製造事件的能力。美國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記錄了從1970年以來的恐怖襲擊事件，活躍不到四年的「伊斯蘭國」竟然以2922次事件記錄，遠超活躍二十年的「基地」組織（1950次）。 金融市場捕捉事件的工具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鴻雁已經飛走，雪中卻有痕跡，有敏感與經驗的觀察者仍然能尋找到時節的先兆。 對事件信息的接受與反饋最敏感的「雪地」，莫過於金融市場。金融市場處理信息的絕妙之處，在於風險和收益抽象法，將天下紛紜萬事，化繁為簡。無論是北極溫度上升、南海島嶼爭議，還是倫敦地鐵罷工、美國大選爆冷，作為投資者只關心兩個後果：此事件對資產預期收益，以及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風險）。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套建立在現代金融理論、統計學和實證計量基礎上的成熟方法，量化測度收益與風險。雖然這套方法也飽受挑戰，比如盡人皆知的「黑天鵝」（突發系統性風險），但總體而言，仍然無可替代。 「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典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假設某類事件發生前後的時間段中，與其相關的資產因為價格波動，出現了「超常」收益，並且累積起來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那麼我們可以認為該類事件對資產收益有特定方向與程度之影響。「事件研究」廣泛用於預測。業績公佈、分紅派息、高層更換、評級變動之類的事件影響個別資產，「喬幫主」辭世對APPLE固然是沉痛損失，但對於同行並無負面影響，所以投資者合理分散投資組合就能完美規避。然而一旦面臨宏觀事件，則是覆蓋全市場的系統風險，無遠弗屆，只有影響大小之別。最極端的、可以令系統風險短時間急劇膨脹的事件，像2008年的金融海嘯或今年新鮮出爐的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就是所謂「黑天鵝」了。不過，用事件方法研究政治經濟，無法捕捉「黑天鵝」，只能在看不清「天鵝」的羽毛顏色之時，基於過往數據在統計基礎上最佳估計。 「灰天鵝」大行其道 基於金融市場數據的事件研究，可否用於「伊斯蘭國」 恐怖襲擊以及類似事件呢？ 首爾國立大學的Byung-Yeon Kim教授 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Gérard Roland教授在2014年發布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他們用宏觀事件研究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市場對2000年到2008年朝鮮半島發生的20個重要敏感事件的反應，包括朝鮮核試驗、反艦導彈測試、金正日非正式訪華、布什宣布朝鮮為邪惡軸心國家、韓朝兩次領導人會晤、首輪六方會談。研究者使用了韓國股票市場KOSPI指數作為事件窗口，用美國和日本的市場指數作為基準市場，結論發現：包括核威脅在內的事件樣本，其窗口累積超常回報率，並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要求。也就是說，韓國金融市場並不真正相信朝鮮言之鑿鑿的威脅，也不相信對方的信誓旦旦的姿態——市場不怕金正日！ 以投資者集體智慧，判斷威脅的真實與虛假，本質上是倚賴大樣本匯集信息，以大數定律形成統計推斷。任何隨機人群中都有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的觀察者，但是經過互相抵消，市場最終表現出來的，是此威脅信息成為事實的最可能概率之風險定價。 恐怖襲擊事件與一般政經事件相比，因信息高度不對稱，具有更大的不可預測性。一隻真正「純黑」的天鵝，與混沌複雜系統的非線性演化特徵有關，有絕對的不可預測性，比如廣為人知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引起颶風」。恐怖襲擊事件介於「純黑」和高度可期待的「純白」之間，是一群隱約於水天暮色中的「灰天鵝」。 實際上，多數宏觀政經事件都是此類灰天鵝，所不同者，無非深灰和淺灰之別。 市場怕不怕ISIS？ 筆者帶領的量化金融學習小組，最近針對發生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237宗公開報導並證實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恐怖活動事件，以土耳其、以色列、德國、英國四國的主要股票指數收益的波動為對象，以與上文類似的事件研究方法，研究了不同地緣環境的金融市場所受伊斯蘭國活動影響的模式。 研究結果顯示，投資者對恐襲威脅的真實性反應，與刻板印象大相逕庭。市場的反饋模式，並非一般想像中的地緣越接近受影響越大。 在伊斯蘭國活動發生最多的中東與近東地區，距離伊斯蘭國大本營敘利亞與伊拉克地緣上最接近的土耳其市場，其兩個主要股票指數BIST 30和BIST 100，在全部窗口、事前窗口和事後窗口中的異常收益率都沒有統計顯著性；同樣，被視為中東地區最敏感的國家以色列，其股票指數TA25和TA100回報率也沒有對「伊斯蘭國」的活動有明顯反應。然而，在歐洲市場，德國DAX指數和英國的FTSE100指數，卻對恐怖襲擊有顯著為負的異常回報率。 更細緻來看，如果進一步區分地區性事件（發生在中東）與區域外事件（發生在中東以外），以色列、德國和英國市場對區外事件反應敏感，土耳其市場則無。 不同地緣市場也對於恐怖事件中有無致死受害者反應不同。德國市場對致死事件的負面反應最強，其次是英國和以色列，而土耳其市場仍舊沒有顯著反應。 弔詭的地緣與行為金融學 實證研究的結果顛覆了我們對投資者行為的常識性假設，處於「伊斯蘭國」活躍地域中心的土耳其市場和以色列市場，投資者遠遠比千里之外的歐洲投資者反應冷淡。而且有趣的是，以色列投資者甚至對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比發生在身邊的威脅更加敏感。 對於這種結果，一個影響因素是中心市場的投資者，比邊緣市場更容易吸收信息和便於對沖風險，所以單獨資產的風險影響可以更有效地擴散到市場指數波動裡。信息的全球化程度讓金融市場比實體經濟更加受到中心的影響，信息的擴散方式是從歐美中心市場向新興市場，即使事件發生在本地，信息的生產與處理卻在中心市場。互聯網傳媒的分散化節點，只是讓信息更快速有效地向中心市場流動，造成了中心市場比邊緣市場信息更充分，容易對系統風險進行反應。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更加有趣，如前文所舉例，韓國投資者傾向於拒絕相信金正日的威脅。 「伊斯蘭國」活躍地區的投資者，有可能整體傾向於低估恐怖襲擊的威脅，而區外投資者傾向於高估威脅。這是由於地域、宗教、語言、文化越接近，人們做判斷時，對私人信息的信賴程度就越高於公開信息，比如華人經濟活動中對「關係」的迷思與高估。這種自信會引誘人們依賴有限和自動篩選的信息做決策，激發整體上的「倖存者偏差」。 依賴宏觀事件（包括恐怖襲擊）來構建策略的投資基金並不少見。然而，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金融市場的數據優勢預測政治地緣風險，甚至精確預測重大恐怖活動，卻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方向。 涉及引文： Kim, Byung-Yeon and Roland, Gerard （2014） “How […]
僱主們是否太「孤寒」，刻薄今天的大學畢業生呢？未必！
「星之子」陳易希學生時期憑發明揚威國際，踏足社會後則繼續其創新之路，利用應用程式協助企業轉型增值，與時並進。
面對國內急速發展，市場逐漸完善，不少商家北望神州，但始終不敢貿然進攻。黃安設計有限公司業務遍布中港兩地，經常中港兩邊走的黃安表示，進軍內地市場不能操之過急，商家必須籌備充足，才能一擊即中。
不論從古代名言或現代會計準則來看，都不難發現會計學的普遍性及實用性甚高。
在現今社會，會計準則是否應用恰當，也要視乎使用者是否擁有基本概念及專業知識。
貪心是人的天性；若能合法和適當地善用貪念，把它轉化為正能量，又何樂而不為呢？
在商業學科裏的用詞中，中文譯法相同而含義卻不同的例子很普遍，其中一個是fair和equitable，這兩個詞都被譯作「公平」。
社會上有若干聲音控訴現時八十後、九十後年輕人，上流機會不及他們父輩時那樣多；有趣地，不少研究都指出金錢已非現今年輕人的首要工作目標了。
據聞會計的記賬方式由意大利僧侶於15世紀「始創」，不過會計在商業活動中的重要性得以大大提高，主要由於股份制公司和股票巿場的興起。
到了面試時，僱主更不會留意求職者現在或以往的職銜；只會重視求職者的表達能力、相關工作經驗、以往的成就及可以為未來作出的貢獻。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中產階層困局，中間反映出豐富而集中的社會矛盾與視角差異。
最近筆者查閱了不少從事電子商務工作的年輕人（30歲以下）的履歷，發現他們轉工次數頗為頻繁——一年半載便轉工了。這種狀況也印證了市場上對子商務人才的需要甚殷。
在推行任何僱傭政策時，必須對僱主及僱員都是公平，而且可行的。
一間企業沒有商業道德，會很快被市民知悉，迅即被顧客唾棄，到最後是無利可圖。
在自由市場裏，優異的人才鋒芒畢露，口碑載道。精明的僱主要對青年才俊團隊作良好規劃，然後針對他們的發展所須去增強其忠誠度和歸屬感，再加上符合市場水平的薪酬待遇，方可成功挽留人才。
表面看來，工作假期對年輕人的事業發展甚有幫助；實際上，工作假期對有志在商界大展拳腳的年輕人，是弊多於利的。
每逢到了第四季，人力資源部門的員工除了忙於籌來年薪酬調整的事宜外，他們也趕緊分析同事們的全年績效評估，務求在處理升聯加薪的工作上能達至公平公正。
加價鬥品質還是減價頂爛市，that is the question。
李博士美國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一家鐘錶公司工作，兩年後他在公司聚會中認識了日本鐘錶大企業「星辰錶」的代表，並獲聘加入該公司駐港機構新設立的營業部。他直言這是人生一大轉捩點，讓他學習到日本公司的工作模式。
現今，機構隨時有機會面對危機，負責人有需要懂得識別和掌握公司擁有的核心競爭力，才能減低因危機出現而令機構受損的風險。
職場中的讚美與批評是兩面刃，若運用得宜，它不但促使工作順暢，而且有助員工成長。
由於缺乏對「持份者理論」的承諾，企業之公益 CSR 活動經常受限制於股東利益考慮。當企業業務或盈利受壓時，非股東持份者的利益考慮往往被放諸於旁變成次要。
費里曼（R. Edward Freeman）是最早推動持份者理論的管理學者之一。他的模式包括六類持份者：股東、高層、員工、顧客、供應商及社區（包括環保）。他們應對企業重大決策有參與權，並期望不會只被視為工具或手段。企業高層有權責將企業管理得好，並小心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
過份或濫用的高管股票期權薪酬計劃令到管理層過份冒險以爭取短期股價上升，也導致過高不合理的薪酬（在美國2012年一個 CEO 的薪酬可以是一個普通員工的350 倍）。在 MSV 的理念下，企業傾向高借貸、高股息及頻密回購股份的政策，但減少產品創新研發的投資和低層員工的薪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