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許鞍華，當然是透過她的電影。
從來沒有想過，能面對面──與許鞍華談電影。
這個專訪，要感謝羅卡先生。如果沒有卡叔牽線搭橋，我可不能找到她，而且還約到她接受訪問。
訪問那天，下午二時，我在香港藝術中心樓下的大堂等她，由於大堂正在裝修，在狹窄的空間中，不少人正輪候升降機。
我站近門口，面向大門，以為她會從外面走進來，突然，一把聲音自背後響起：「你是不是找我？」
我嚇了一跳，轉身一看，許鞍華就站在眼前，熟識的臉孔，漾着親切的笑容……
然後，走進她在藝術中心的工作室，我和她面對面，坐在大書桌的一側，便聊將起來。
話匣子打開，免不了細說當年。
影痴入「戲行」
許鞍華自小喜歡看電影，尤其是進入大學後，瘋狂迷上電影，當時「第一影室」已成立，她看了很多歐洲、日本的藝術電影，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島渚的《新宿小偷日記》及英瑪褒曼的《假面》（Persona）。
「其實，當時並不太明白這些電影，只覺得很fascinating！」
除了歐洲電影，她什麼都看，看了很多香港電影，如張徹、胡金銓的武俠片，台灣電影也看，如郭南宏的《鬼見愁》、屠忠訓的《龍城十日》，還有李行、李嘉的片子等。
在六十年代中期，她那個生活圈子的人，甚少入「戲行」，大部份的人，不是當教師，便是做白領之類的職業。
許鞍華說，她沒想過會走進電影這一行。
1969年，大學畢業後，她繼續在港大唸比較文學碩士，研究龐德（Ezra Pound）的詩，論文做了兩年，完全無頭緒，也沒興趣寫下去，但對電影的興趣卻有增無減，天天跑去看電影，撰寫的文章經常提及電影，論文指導老師就勸她不如讀電影去也。結果，她把論文題目改了，寫的是法國作家──《去年在馬倫巴》編劇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作品。
在1972年，她便往英國去，到倫敦電影學院唸電影。
遠赴倫敦前，發生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許鞍華寫了一封信給邵逸夫先生，除自我介紹外，還附了一篇寫張徹的電影評論，期望得到工作安排。她得到邵先生回信，着她去見方逸華，方小姐找製片部的同事安排了她當「場記」，月薪600元。由於當時她已另有兼職，於是便回信婉拒了。
倫敦學電影
倫敦電影學院是不少電影學子心中的聖殿，海外學生甚多，梁普智亦畢業於此。那時候，在美國唸電影要讀四年，而且學費較為昂貴，到英國只需唸兩年，於是，許鞍華選了倫敦。
許鞍華在倫敦時，詹德隆、梁鳳儀等都在那裏唸書，在他們的穿針引線下，她認識了好幾位到訪倫敦的「電影人」，如嘉禾的製片薛志雄、導演龍剛等。
她還記得，1974年，胡金銓携《迎春閣的風波》與《忠烈圖》兩齣電影往倫敦「賣片」。在朋友介紹下，她當了幾天胡金銓的助手。
許鞍華憶述，「在倫敦電影學院，學習模式較近『工作室』，主要通過實踐去學習電影製作，不是坐在教室裏聽課，學的不是評論，而是怎樣拿着器材去拍攝，學了之後立刻就要應用，對我的幫助非常大，我也非常享受這段日子。」
倫敦電影學院一年三個學期，就在第五個學期完結時，學校因經費不足，竟然關門大吉。許鞍華只完成了一套10分鐘的電影，作品改編自三島由紀夫的小說“Lady Aoi”，還未完成論文，便被迫輟學。不過，後來誤打誤撞，她也獲院長簽發了一張「一級榮譽」的畢業證書。
1975年初，她回香港後，先與母親同到多倫多參加妹妹的婚禮，然後再陪母親回日本探親，此段經歷，後來便編進她帶有半自傳色彩的電影《客途秋恨》中，寫的是母女間複雜微妙的關係。
接着，她便飛往酷熱的新加坡去，當J.P. Tam的副導演，那齣電影的女主角是Kieu Chinh──其後在《喜福會》中飾演李素媛的越南演員。兩、三個月後，戲拍完了，她便回到香港。
走進電視圈
回港後，許鞍華在胡金銓的辦公室工作，主要是等他開拍電影，替他做副導演。那時，她還有一位同事，就是剛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回來的余允抗。胡導演一直未開戲，她主要負責一些文書處理及接待的工作。正因如此，她只做了兩個月左右，便轉到「無線」去。
許鞍華父親認識無線的總經理余經緯，在余總經的引薦下，她往見梁淑怡，從此踏入電視圈。
「1975年6月，我在TVB坐了兩個星期，便開始拍《奇趣錄》，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辛苦得要命，日以繼夜地工作，每天工作18小時，好像坐上一輛特快列車，完全下不了車……」談起這段艱苦的日子，她說當時工作壓力極大，常常想到辭職休息，但始終仍是堅持下去。
《奇趣錄》之後，在1976年初，公司調她拍《CID》，這個製作由譚家明負責統籌，以菲林攝製，並由譚家明、羅卡及許鞍華分工，各拍四集。
至1977年初，因譚家明自組獨立公司，劉芳剛當上了菲林組的主管，開始拍攝《北斗星》，講述「社工」的故事。
許鞍華只拍了兩集《北斗星》，便跳槽往廉政公署，她和嚴浩花了半年時間蒐集資料及撰寫劇本，片名就叫《ICAC》，是單元劇，共拍了七集。嚴浩負責一集，順利「出街」，她拍了六集，但只播放了四集，其餘兩集因涉及警察題材被禁播，包括《查案記》及《男子漢》。前者講葛柏，後者則描寫警察的貪污。劇集播映前，發生了警廉衝突，一批警員衝進廉政公署的執行處，大肆搗亂及傷人。為了不想進一步刺激警察，所以該兩集被禁播。
1978年，許鞍華轉到香港電台，拍了三集《獅子山下》（包括《路》、《橋》和《來客》），《來客》成了她日後「越南三部曲」的第一部。拍完這三集後，她便開始拍電影。
「這幾年間，我很幸運，遇到很好的機會，也遇到很好的人，得到很多的鼓勵和支持。」往事並不如煙。
投奔夢工場
1979年，許鞍華轉往影圈，開始拍電影，第一部作品便是《瘋劫》，編劇是陳韻文，取材自港島龍虎山發生的一宗殺人案，被認為是香港新浪潮電影代表作之一。
她們最初的構思，是想拍「難民」的故事，但要去美國拍攝，需要投入的資金太多，於是改拍一些比較「細」的題材。「可運用以前的經驗，用『鬼片』的角度來拍，亦可帶出變化。」
至於《撞到正》，意念則來自蕭芳芳，一個粵劇團裏的鬼故事。隨後，她拍了《胡越的故事》及《投奔怒海》，完成了「越南三部曲」。
《投奔怒海》，這個「蒼涼而悲憫，激越而細緻」的難民故事，獲得了香港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五個獎項。沈旭暉在2010年曾撰文，高度評價此片，認為《投奔怒海》也許是「史上最有國際視野的港產電影」。
《投奔怒海》之後，很多人找她拍電影，1984年她便為邵氏拍了《傾城之戀》。
許鞍華極喜歡張愛玲的小說，「當時只從個人的喜好出發，沒有考慮觀眾的接受能力。」
她習慣的創作方式，是比較家庭式的製作，但在邵氏，工作方式不同，彼此追求的理念和價值觀亦有異，令她感到很辛苦。「自己走進了一個不適合的環境，又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結果，拍了一套『失敗』之作，最大的問題是大部份觀眾看不懂。」
事實上，《半生緣》才是她最喜歡的小說，早在1984年時已想將《半生緣》改編成電影，但客觀環境的限制，她選擇了《傾城之戀》。至1992年，她仍然念念不忘，想拍攝《半生緣》，結果，直到1996年，她才找到資金開拍，主要是由於1995年的《女人四十》上映時叫好叫座。《女人四十》不僅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奪得多個獎項，難得的是票房亦創下佳績，蕭芳芳還在柏林電影節上贏取了影后的桂冠。
「文藝創作與讀者是一種緣分，如果覺得某部作品吸引，就應該去拍，因為自己的看法和作品有共鳴，才覺得它特別吸引，拍它即是拍自己的體會，十分值得。」許鞍華如是說。
從張愛玲說起，我們談到香港的女作家，許鞍華曾找過黃碧雲編寫《千言萬語》的劇本，結果卻沒有採用，後來請陳健忠大刀濶斧的重新改寫。
「我曾想過改編黃碧雲的小說《盛世戀》，不過，作品太『文學』，實在不易改編成電影。」
她也想過改編西西的《哀悼乳房》，但後來知道杜琪峯找岸西改編這個小說，便擱置下來。
談到這裏，我問她「拍電影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許鞍華不假思索，便說「最大的困難來自創作概念，例如題材問題，如何拍的問題。不過，題材始終是最大的問題。」
隨緣緣隨來
許鞍華的作品，題材相當廣泛，從愛情、家庭、武俠，乃至政治， 跟她合作的團隊，沒有固定的班底，編劇如是，副導演如是，攝影也如是，「我無所謂，總之合作得到便可以了。」
每個人的工作方式都不同，例如侯孝賢，與他合作無間的編劇是朱天文，但跟許鞍華合作過的編劇可真不少，如早期有陳韻文，其後有岸西、邱剛健等，近年則有李檣。
「我不是大導演，拍的都是低成本製作，賺不了錢，所以，不易找到優秀的人才長期合作。」許鞍華笑着說。
潮生潮落本尋常，尤其是電影這個行業，變化更大，一片票房低落，便會無人問津。
她當然也嘗過低潮期，試過「無工開扮返工，去公園坐的日子」。
「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許鞍華淡淡道來，彷彿在說別人的事。可是，她從沒有想過要放棄執導演筒，沒人找她拍戲，她便做其他工作，拍紀錄片、做策劃，捱過這段日子。
「我不覺得某部戲的表現，代表整個人，暫時的、當下的不好，並不代表一切。不過，這種境界、這份感悟，來得比較遲。」
談及未來的計劃，許鞍華聳聳肩、搖搖頭，無奈地說：「我一直都沒有具體計劃，更沒有什麼五年大計、十年大計。尤其是年紀愈來愈大，更加難計劃。」
例如《千言萬語》弄了八年才成，劇本是一個因素，還有資金的問題，要「時來運到」才可成事。
又如《天水圍的日與夜》──許鞍華表示，該片幾乎是重建了她「對於電影和世界的信心」。 她坦言「很幸運，遇上一個好的題材，觀眾的反響很好，又拿了很多獎項，所以拍完之後，可以繼續拍戲，否則便沒戲拍了。」
她一直想拍的「蕭紅」也如是。幾十年前，許鞍華已經想把蕭紅短暫的一生搬上銀幕，因為「這位作家很有才華，生平亦非常坎坷，31歲便死在香港，我覺得非常值得拍，但一直以來，找資金和編劇都很困難。」
直到近年，她才得償素願。「要不是《桃姐》賣座，便沒有人願意投資《黃金時代》。」她笑着說。當然，還得加上編劇李檣的努力。
《黃金時代》的敘事方式，是個大膽的嘗試，許鞍華也承認這部電影不完美，但在影片中，我卻看到了蕭紅的美好品質，她的倔強、她的堅定，還有她的才華。誠如西西說：「許鞍華和編劇李檣表現了對蕭紅深刻的理解，而毫不張揚。」
影人說電影
許鞍華曾為《視與聽》選出了她個人至愛的十大佳作，唯一入選的華語片是《童年往事》。
「侯孝賢的電影很好看，雖然沒有故事性、戲劇性，但感覺很好，《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刻意去學他，可能是潛移默化，受到他的影響也說不定。」
在日本導演中，她喜歡黑澤明，自言以前拍電影，頗受黑澤明影響，認為「黑澤明的電影技巧甚好，題材既有普遍性，又有當時的地方色彩。」此外，她也喜歡成瀨巳喜男，成瀨擅長拍女性電影，而且特別善於通過演員的身體語言、眼神、表情來表現人物的感情。許鞍華的作品，女性題材特別多，成瀨的電影美學，對她亦不無影響。
「看一齣電影，三兩個鏡頭便可看出它究竟有無特別之處。我覺得某部電影好看，並不因為故事內容，通常記得的，可能只是一兩個鏡頭、一段戲或某些情節。」
許鞍華認為「電影要說中觀眾的心事！」
「以前拍電影，我很喜歡研究鏡頭放在哪裏……」然而，經歷了這麼多年，在藝術追求上，她已有所改變──「我現在對鏡頭、燈光、色彩等，已沒多大的興趣。我覺得電影的『調子』很重要，將現實生活中無以名之的感覺拍出來，讓觀眾產生共鳴，那才是好電影。」
「跟以前不同，現在的導演會透過研究，將很多元素揉合在一起，這些元素不單來自電影，可能來自文學作品、漫畫、廣告、網上資料，總之是有關畫面的東西，都可以拼湊起來。拍電影好像做一個大“project”，動員大量的人手，不再是個人情懷的抒發。」她接着說。
近年流行紀錄片，不少製作都很成功。
許鞍華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會拍紀錄片，因為我technically太差。現在不少“film-maker”，大多是“one man band”，或是“two men band”。他們喜歡便去拍，純粹為了個人興趣，自己剪片，自己做後期製作。」
我問她會否有興趣以年青一代與社會抗爭為題材拍攝電影，例如「雨傘運動」，她對此表示：「讓年青人自己去拍吧，用紀錄片的方式拍攝會好些，拍劇情片比較難。」
她一再強調「其實，拍什麼不是太重要，隨緣，拍到就拍吧！」
但願人長久
我們聊到她的新作《明月幾時有》（註1）。
「這是個香港游擊隊抗日的故事，因為沒有人拍過這個題材，所以便想拍。」編劇是何冀平，許鞍華與她第一次合作。電影於2016年2月底在開平赤坎開鏡，拍了一半便轉回香港，在新界繼續拍攝，至5月中煞科，現時正在做後期製作。
從《瘋劫》到《明月幾時有》，許鞍華拍電影已有30餘年，創作的電影亦接近30部。作品類型多變，卻一直不離探討人際關係的主題，而且各具特色，在商業和藝術之間亦取得較好的平衡。人的狀態總有高低起伏，但她對電影的投入和執着，實在毋庸置疑。
當過許鞍華副導演的關錦鵬曾說：「我覺得，許鞍華拍戲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某種執着。……她跟我講，選擇拍電影這條路，就回不了頭。」
正如黃碧雲所說──「許鞍華一生都在拍電影。我相信將來她都會。她不會放棄的，她的電影就是她的生活……」
我也相信！
但願人長久，企盼許鞍華可以「一直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註1：《明月幾時有》已於2017年7月6日於香港上映。
原刊於《大頭菜文藝月刊》第17期，2017年1月，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