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教育家的哲學

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曾明確指出：「儒家哲學是教育家的哲學。」也就是說，儒家學者是從教育家的立場、觀點來思考哲學問題的。何謂教育家？簡言之，是指這些學者既有豐富和影響廣泛的教育實踐活動，又有基於教育實踐基礎之上的獨到的教育思想、觀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哲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儒家學者豐富的教育實踐活動，其哲學思想與教育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范文瀾則認為儒家教育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理應是中國教育史的一條主線。儒家學派為什麼會以教育為中心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以教育作為立國、救世的根本？我們可以通過「儒」的起源和「儒」的職能來解釋這一文化之謎。

「儒家」是先秦時期孔子創立的學派。但孔子本人並未以「儒」為自居。「儒」和「儒家」的概念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儒」是人的一種身份或職業，儒家學派既然以「儒」命名，它和「儒」又有着必然的發展上的聯繫。儒家產生於「儒」，弄清了「儒」的起源，也就能使我們初步揭開儒學為什麼以教育為中心的思想根源。

儒是從事教育的職官

「儒」的起源，歷來為史家所重視。關於「儒」的最初含義，以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最有代表性。他說：「儒，柔也，術士之稱。」可見「儒」本是掌握某些專門技藝以謀生計的人，其成分很複雜。《韓非子．內儲說下》：「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可見醫生也是儒的一種。不過，儒的最重要的成分還是指從事教育的職官。據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的解釋：儒家流派，大概最早出於司徒之官，司徒是古代一個重要的官職。他們輔助國君，順應自然，明揚教化。涵泳於六經文章之中，尤其注意仁義之事，遠宗堯舜的道統，近守周文王、武王的禮法，尊崇孔子為師表，以此來強調他們言論的重要性，並且在各派道術當中最為崇高。儒家之所以重視教育，就在於所謂「司徒之官」是西周社會主要從事教化的官職。大司徒從事教化的內容，是六德、六行、六藝合成的「鄉三物」：「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禮．地官．大司徒》）十分明顯，儒家的教育思想、教學內容，均可在大司徒之職的規定中看到，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及儒學與司徒之職的淵源關係。

不僅如此，《周禮》中還有「師儒」的記載，進一步反映「儒」與教育職官的關係。《周禮．天官．大宰》中記載的「九兩」，就出現了「師」和「儒」的劃分。「九兩」是指諸侯聯繫萬民、不使其離散的九項政治措施。「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鄭玄注：「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五經正義．周禮正義》）可見，《周禮》所說的「師」「儒」均是西周時期從事教育的官職。由此可以說，儒家重視教育是有歷史根源的。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與教學內容均可以在《周官》師儒之職的記載中找到根據。師儒一方面是朝廷的官員，另一方面又是西周的專職從事教育的人員，這種政教一體的思想，也是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儒者強調「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儒學地位愈來愈高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學是顯學，但它畢竟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儘管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哲均有經世之志，希望以仁道思想為指導而從事經邦濟世的政治事業，但當時卻不能將儒家思想付諸實施，所以，儒家的社會功能並不十分明顯。西漢以後，儒學的地位發生了顯着變化，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華》），主張道德教育是「為政之首」。進而，他把儒家的倫理規範概括為「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對策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日益成為歷代朝廷均要推崇的官學，並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時，儒學的社會功能顯得日益重要和突出，儒學不僅僅只是一門學術，而更是一種影響到其他諸如宗教、文藝、科技、教育等領域的觀念文化形態，同時也衍生成一套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家族制度。儒學已經成為古代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思想意識，對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諸如帝王、士人、軍伍、農民、商賈均產生深刻影響，進而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和習性。

儒學為什麼能夠成為支配、指導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及個人行為的主導思想文化，發揮這麼大的歷史作用？一方面，這和那些掌握、傳播儒學的儒士密切相關，同時也與儒家教育鮮明的人文特色有關。儒士是什麼人呢？當然他們首先是儒學的掌握者，是飽讀儒家經典，對儒學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與研究，對儒家的道德義理有內在的體認和踐履，並在生活中充當「師」的角色。儒士的教育活動包括宮廷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教育對象是君主、王公士大夫以及廣大百姓，儒士通過對這些不同的對象展開教育，從而實現着儒學的社會功能。

儒學的人文主義

儒學的成就不僅僅體現於教育領域，還體現在儒家教育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特色，崇尚人文教育，倡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梁漱溟對中西教育傳統進行過比較。他在〈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一文中說：從學習的內容來看，西方人學習的是知識，而中國人學習的則是君子之道。中國教育重在情意方面，而西方教育重於「知」的方面。中西教育的不同究其根源其實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注重遵循知識的邏輯，而中國人更注重遵從個體的經驗、意見、心思和手腕，其實根本所在就是：西方人關注的是生活的工具，而中國人關注的則是生活本身。

所以，儒家的「觀乎人文」，是以道德義理為主的人文文化。儒家學者首先將對統治者的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中國古代的教育目的、教育機構、教學內容，皆是圍繞着道德教育而展開的。西漢以後，儒家經典成為各級各類學校的基本教材，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清末。儒家經典之所以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就因為它詳盡地載錄了維護中國傳統倫理的各種理論、規範、修養方法等。這一點，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教條》中說得很清楚，「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成為一個合乎倫理要求的統治者。對統治者的道德教育要達到什麼目標，必須經過哪些步驟？對此，《四書》之一的《大學》有明確規定。所謂「大學」，朱熹解釋說：「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熹認為該書所載的是關於從事國家政治的大人君子的學問。《大學》開篇所列的三綱領，即是對統治者或將成為統治者的士子進行道德教育所要達到的目標：「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大學》提出了八個步驟，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便把道德教育和社會政治連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並把個體的道德教育、道德修養置之於決定天下國家政治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