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被稱為美國30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改革方案， 主要內容包括美國企業稅稅率將大幅度下降，從35%降低到20% ，個人所得稅等多項稅制將被簡化， 以較低稅率對美國企業轉移回國的海外資產進行一次性徵稅等。
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了各國的擔憂（如果不是恐慌的話）。 各國擔憂的程度不同，但擔心的無非就是三個方面：第一、 美國稅改會刺激各國的美國資本回流到美國；第二、 外資回流或企業利潤回流美國，會給各國資本外流造成壓力；第三、 美元趨向強勢加上資本外流，各國貨幣會貶值。 一些國家開始醞釀和計劃應對方案，或同樣大規模地減稅， 或者貨幣貶值。
這一稅改方案的出現，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以驚訝的。 這是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其中一項主張。 成為總統之後，他也一直在強調要推出稅改方案， 只不過是現在把口號變成了現實罷了。
要分析這個稅改將會造成的影響和結果，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 即這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大趨勢。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明朗，也很難明朗。 一些觀察家認為這是暫時現象，或者稱特朗普現象，是特朗普個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特朗普一離開，美國又會恢復到常態。
而另一些觀察家則認為這是大趨勢，因為這是美國國內多年積累起來的問題所致，任何人當總統都會採取類似的方法。 在政策層面的變化需要繼續觀察，不管是個人因素還是客觀因素，都取決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的變化。
一般說來，這次稅改被認為是列根「供給側經濟學」的應用，意在通過大規模的減稅來有效促進企業的投資，刺激經濟增長，在創造就業的同時擴大稅基，使得稅收收入大幅度增加，最終實現收支平衡。
這便是供給側經濟學的理想設計，但特朗普這麼激進的稅改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或者稅改真的能夠實現其所設定的目標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明朗。這次稅改對美國的內部發展和外部關係的確會產生影響， 但這種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是不清楚的。
所以，也有人說，這次稅改除了引入了不確定性外，什麼還不可以說。不過，從美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來看，如果說這次稅改在經濟上充滿不確定性， 在政治上更有可能是走向反面，使得美國社會更難治理，甚至會導向革命和暴力。
美國兩次大規模減稅經驗
從經濟經驗看，如同所有其他經濟學派，理論的適用性具有深刻的時空背景。供給學派在理論和其實踐之間是有很大的距離的。美國並不是沒有實踐過供給側經濟學，但從來沒有有效解決過想解決的問題。
冷戰以來，美國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減稅， 即1964年肯甘迺迪政府減稅和1981年列根政府減稅。不過， 正如一些學者（例如羅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那樣，前面兩次的成功之處，並不在供給學派所提供的方案，而是美聯儲在大規模地放寬了貨幣政策的同時，成功控制了通貨膨脹。
大規模減稅的直接結果就是政府收入的減少。 1964年和1981年的減稅時期，美國淨國民儲蓄率比較高， 為10.1%，社會有能力擔負大規模的減稅。但今天就不一樣了，因為美國的淨國民儲蓄率只有國民收入的1.8%。
即使2001年小布殊政府減稅時，美國的淨國民儲蓄率也還有4. 2%。分析家普遍認為，在儲蓄率不足的情況下，無法在不借入海外盈餘儲蓄的情況下維持赤字支出。因此，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一個獨立於黨派政治的機構）的估計，未來10年將增加1.4萬億美元的政府財政累積赤字。
這麼大規模的減稅能夠對企業提供足夠的刺激作用嗎？這也很難說。美國企業的實際稅率並不很高，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驗看，美國公司的有效公司稅率只有22%。對美國大企業來說，面臨的問題並非僅僅是稅率問題。
一些大企業家早就覺得他們所交的稅率過低，甚至比他們所僱傭的員工所交稅率還低。跟其他西方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美國本來就已經是低稅的天堂了。對積累了巨量財富的美國大企業來說，這個稅率的變化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投資動機。
稅改或是為了美國政治
這次稅改的經濟理性很難讓人信服。但如果從政治理性來說，問題反而能得到更好的解釋。稅改與其說是為了經濟，倒不如直接說是為了美國政治。美國社會歷來就是資本主導政治的，這次稅改更是大資本家利益主導政治過程的力作。西方一些觀察家把之稱為「富豪民粹主義」，就是說， 這次稅改只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非美國社會的利益。
說今天的美國政治就是說社會分化政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兩個政治陣營愈來愈清楚。 第一個陣營即今天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普通的白人，也就是美國人所說的「飽受煎熬的中產階層」。 因為全球化和技術進步， 美國以白人為主體的中產階層的確處於困境之中。全球化促成了美國的資本流向海外，即流向可以獲利更多的國家和地區。
當然，這裡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資本逃避稅收的情況。在西方， 一些人簡單地把全球化理解成為資本「逃避稅收」的舉動。 而技術的進步使得資本所需要僱傭的勞動者愈來愈少。因此，儘管美國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利益愈來愈集中在絕少數資本手中。城市富裕了， 但小鎮和農村則衰敗了。當然，這並非美國的特殊現象，所有捲入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如此。
美國資本倘回流誰得益？
不過，問題在於，如果這次稅改促成美國資本回流， 好處會到達這些「飽受煎熬的中產階層」手中嗎？ 這裡至少有一個短期內難以克服的困難和一個永遠都不能克服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美國的經濟結構變化：
1964年和1981年兩次稅改的時候， 美國還是最大的製造業基地，是實體經濟。但今天主導美國經濟的是華爾街金融資本主義。美國資本回流的去向值得注意，大部分資本很可能流向金融資本，而非實體經濟。
美國很多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流向海外，要這些實體經濟部門都回流到美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稅收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在勞動力成本、工人技能、 市場等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光有稅收的變化不足以改變情況。
奧巴馬執政時期， 曾經親自找過蘋果公司等老闆討論過製造業回流問題，但不得要領。 而如果資本流向金融領域，對美國來說結果可能是負面的。第一，金融領域本身是利用現代科技最充分的領域，愈來愈難產生就業； 第二，金融資本的本質是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很難具有美國的主權屬性；第三，現代金融資本愈來愈具有投機性，泡沫水平愈來愈高。
就美國大公司和國家的關係來說， 其所擁有的優勢和劣勢是同一回事。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最大的跨國公司，體現了美國的優勢，但這些公司的主權性質愈來愈低，很難說是美國的公司，而是全球公司。同時，正因為這些是全球公司， 它們必須依賴整個世界經濟舞台而生存和發展。也就是說， 對這些公司來說，它們或許有能力受惠於特朗普稅改所帶來的利益，但稅率則難以把它們局限在美國市場，使得它們僅僅屬於美國。
第二個因素則是永恒的，即資本的貪婪。今天的資本已經完全不是德國社會學家韋柏（Max Weber）所說的持有「新教倫理」的企業家了，而是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可言的資本家了。傳統上，企業家持有亞當斯密所說的「道德情操」，懷有社會關懷心，但現在的資本家只剩下馬克思所說的「貪婪」兩字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最低的稅率也滿足不了這個群體貪婪的慾望。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他們的行為已經充分展示了這一點，當時美國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救濟」瀕臨倒閉的華爾街，但當華爾街拿到錢之後，老總們只是一個勁地為自己撈巨額的「獎金」，以獎勵自己的不負責任和失敗。
第二個陣營是奧巴馬的支持者，也是民主黨的支持者。這個群體從奧巴馬2007年美國大選期間組織起來的彩虹大聯盟可見一斑，主要由非洲裔、拉丁裔、穆斯林、 同性戀者等少數族群和傳統社會邊緣群體組成。 這些群體一直是美國社會的有機部分，但並沒有政治人物把他們組織起來。
奧巴馬把他們組織起來了，並且把他推上了總統的寶座，並且其醫改也被視為為了這些群體。這就引起了白人主體社會的深刻擔憂。特朗普選舉因此也被視為是白人社會的「公投」。很顯然，這些群體不僅不是特朗普要改善的，而是相反，即要「打擊」的。奧巴馬的醫改被特朗普陣營視為是「社會主義」方法，特朗普上台之後已經否決了奧巴馬醫改方案。
稅改將繼續分化美國
現在人們還不知道特朗普如何把稅改的成果，分配到他所想要改善的群體，即普通白人。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稅改會繼續分化美國，加大和惡化美國區域之間、種族之間、階層之間的分化。
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1% 的富人已經掌握了美國社會40%的財富。2017年，40% 的美國民衆幾乎處於無產狀態（不擁有任何股票和房地產）；70% 的民衆只佔了社會7%的財富。這和1970年的情況剛好相反。1970年，美國前1%的富人只佔全美國財富的9%，中產階層佔全社會人口的比率為61%左右，而冷戰結束後的經濟黃金時期高達70%。
2007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中產階層佔58%，但8年之後只佔49%，每年減少一個多百分點。特朗普稅改或許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沒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特朗普能夠改變這種情況，反而有太多的理由可相信情況會惡化。
很顯然，要保障社會運行，政府稅收極其重要。但美國的窮人已經沒有什麼稅可徵，只好繼續向中產階層徵稅。奧巴馬執政時期就是這種情況。不過，如上所說，中產階層已經捉襟見肘了，繼續徵稅必然會激起他們的強烈反抗。當然，受影響的不僅僅是中產階層，而是覆蓋到其他各個群體，例如包括大學在內的教育系統、研究與發展部門等。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稅改可能不僅不能促成「美國的再次偉大」，反而會播下「階層鬥爭」的種子。非常有意思的是，曾經是特朗普最強有力支持者的美國民粹主義領導人班農，現在離開了政府，到日本、歐洲等國家號召搞民粹主義運動。全世界民粹主義者聯合起來，這似乎是班農所追求的，他很像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社會主義革命者。
如果特朗普稅改不能如其所願，很可能促成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有效抵禦了歐洲式社會主義運動擴展到美國本土，但這次美國本身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本營。儘管這種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抱有深刻種族主義偏見的特朗普和班農所願的，但在「 一人一票」的大衆民主下，如何去防止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呢？
如此看來，歷史不僅沒有終結，而且在加速度地分叉。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