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原文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移動流媒體，本社獲白先勇教授授權轉載，分兩篇登出，以下為第二篇。
作為文化使者的白先勇，奔波於世界各地，80高齡依舊充滿朝氣、興致勃勃；而作為小說家的白先勇，卻完全是另外一副光景──還在20歲上下的年紀，他筆下的故事就總是離亂而蒼涼、沒落而憂傷。1960年，22歲的白先勇和台大幾個志趣相投的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說之一《玉卿嫂》，就登載在3月出版的第一期《現代文學》上。
文學一定要獨立於政治
記者：您和我們談談當年您上大學時創辦的《現代文學》吧，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白先勇：那時候政治也蠻高壓的，而且社會也很保守。但是我覺得文學好像是我們的一扇天窗，可以看到外面。那時候雖然是這樣子，我覺得好像沙漠裏還可以長出仙人掌來。在有限的自由、有限的空間，還是可以⋯⋯台灣，當時。
記者：當時是在戒嚴時期是吧？
白先勇：戒嚴時期。
記者：當時是怎樣一個環境？我很好奇，因為您也說過，你們辦這個雜誌一直堅持文學的獨立性，完全沒有政治立場。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你們是如何保持文學的獨立性的呢？
白先勇：那可以的，政府也管不到你，只要你不是直接批評政府、直接批評政治，它也不管你的。當時還有有限的空間，有限的自由。比如說我們介紹西方的東西，那時候的新聞局或者警備總部，他們也查的，也看得。看看介紹什麽卡夫卡什麽的，他們也不懂。
記者：覺得也沒什麽。
白先勇：所以也就算了。還好那時候國民黨對文藝沒那麽注重，沒有像共產黨好像對文藝非常⋯⋯要為政治服務⋯⋯我的看法是，政治常常影響文學，但文學一定要獨立於政治，不能讓政治操縱的。讓政治操縱的文學，說的一定不是真話，是政策。
記者：說到這兒白老師我一直想問您，我算是您非常忠實的讀者，從《台北人》、《紐約客》到《孽子》，我看了覺得非常着迷。我們很期待您會不會再回到（寫小說）⋯⋯
白先勇：我也零星地寫一些，像《紐約客》我也寫了幾篇關於紐約的故事。我心裏一直想再寫，因為（教授《紅樓夢》、推廣青春版崑曲《牡丹亭》）佔了我不少時間，我一直想再寫。寫小說還是我的第一個，我的最愛。法國的《解放報》問我，為什麽要寫作？我說，我寫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我覺得那個是作家能做的事情，人類最沉痛的情感。每個人都有傷痛，我想把那些東西寫出來。
捍衛傳統文化
記者：您覺得如果所有的條件都成熟了，我們的中華文化真的有機會進入一個像您說的「新的文藝復興」，在您的理想世界中，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 您能否在這邊讓我們分享一下，讓我們神往一番？
白先勇：我想我們有自己幾千年獨特的文化，在19、20世紀我們文化上的發言權都沒有了。
記者：對。
白先勇：全是西方他們說了算。像軍事、經濟、政治這種強大，那個並不一定在文化上有發言權，如果你沒有很好的文化上的作品。我想英國人雖然到今天沒落下去了，但是他們有莎士比亞的戲劇（他們就很自傲）。我們有很好的文化作品的呀！
記者：就是很可惜，沒有⋯⋯
白先勇：沒有好好地去把它維護回來、恢復回來。應該想辦法把它怎麽樣重新恢復，重新詮釋。
記者：您作為一個在長年來海峽兩岸擔任文化橋樑的重要人物， 您對目前海峽兩岸的局勢有什麽樣的觀察和領悟？ 您覺得有什麽解決之道呢？
白先勇：這個是政治問題了。解決之道，政治人物都沒有那麽大的辦法，我也沒有辦法。
記者：所以您是從您能做的，作為一個文化大使，從這個文藝復興開始做起。
白先勇：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不管哪裏的華人，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化、重新來復興文化，這是當務之急。
文化交流是溝通的最好媒介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明代文人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記裏的這一句感嘆，恐怕也可以詮釋白先勇對中國文化的這番深情。為了這份執念，白先勇變賣了在台灣的舊宅，費盡心力編寫了青春版的崑曲《牡丹亭》。這部劇自2004年上演至今，在海內外的大學校園內圈得無數戲迷。而白先勇在大陸、台灣開設的有關《牡丹亭》和《紅樓夢》的傳統文化課，聽講者更是趨之若鶩。白先勇說，文化的交流，才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最好媒介。
主持人：白老師說過，他心目中的中國，是《詩經》、《楚辭》，是唐詩、宋詞，是黃河長江傳承下來的文化。相信他種下的這些致力於恢覆中華傳統文化的種子，終有一天會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好，節目最後我想謝謝白老師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問，也想特別感謝美國人文磚基金會暨美華人文學會，對我們這期節目製作的大力支持。觀點節目，讓我們分享不一樣的觀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唐琪薇，下期節目，我們再會！
白先勇訪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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