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唯一不佔中的香港反對派——專訪湯家驊

文：江迅（《亞洲週刊》副總編輯）

 

 

在香港政壇不左不右的中間陣營，湯家驊是左右都公認的標桿。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也往往推崇他是自己心目中的意見領袖。在香港政論喧囂的話語圈下，始終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群體。這世界，沉默有自己語言，沉默也可以傳播。由港英時代至今，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依然是大多數，這大多數是指那些不願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民眾。

 

 

毫無疑問，今日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數，遠比當年百倍千倍增長，可見今日香港遠比當年民主。不過，沉默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它的價值觀就是這麼簡單：開口是銀，沉默是金。

 

香港79天的佔中雨傘運動期間，人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不想香港變亂」，人們最珍視的是法治、理性、和平——香港社會價值的歸位。湯家驊這些日子來就是在幫助沉默者解脫「被代表」的尷尬，他頂着來自背後泛民主派的巨大壓力，以洶湧的民意，正本清源而彰顯理性和法治。「平安是福，佔中是禍」，是香港沉默大多數發自心底的呼喚。沉默的香港人是否還願意再沉默？今日沉默的大多數港人，更關心的是什麼？

 

跨入2015年，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籠前，多次民調顯示，大多數人關注的是居住環境改善，是孩子教育，是扶貧紓困，是人口老化，是自己事業和工作前途，而不是所謂的政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1月14日發表《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新一份施政報告，以政制、經濟、法治三者關係作為引言。他強調目前香港要在落實普選和原地踏步之間作抉擇，必須符合《基本法》主張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強調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更不是隨意自治。

 

 

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的框架下，將政改方案「袋住先」是一種妥協。時下，香港社會流行一個說法，叫「袋住先」。熱爆的這三個字意思是：最好先落袋，先拿到手再說。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作出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即8.31決定），即所謂普選方案，縱使不完美、不理想，有點差強人意，但可以先接受，再循序漸進，增加民主成分，500萬香港人投票，總比1,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更具先進性，更顯民主化。香港人說，「袋住先」是百姓大白話，即已經得手的東西，先揣到口袋裏再說。不過，非香港人總覺得這怪怪的三個字，有些許負面含義，為什麼不能說「捷足先登」、「先拔頭籌」？

 

人行中道，是與自然和諧相處，是讓社會良性發展。不過，在香港政壇，走中間道路卻不容易。被視為「香港政改中間路線推手」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自稱舉目無親，感嘆心灰意冷。

 

當下香港社會，正處於在歷史上少見的撕裂局面，面對衝突和對立，並非唯有你死我亡、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玉石俱焚。政治原本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懦弱，不是無能。歷史一再明證，妥協是切實可行的政治選項，是解開政治難題的鑰匙。

 

跨入新的一年，1月4日，湯家驊剛從加拿大度假回到香港，翌日，他接受零傳媒獨家專訪。走進他在立法會大樓的辦公室，寫字桌上的文件和書籍，繁雜而齊整，最顯眼的是大小不同開本的兩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最奪目的是兩本書《選舉的困境——民選制度及憲政改革批判》（趙心樹，四川人民版）、《拆穿官場語言偽術》（蔡子強、黃潔慧，香港明窗出版）。以下是訪談摘要：

 

 

答：對。當然這背後有很多因素。從北京政府看來，香港現在有很多人，即使不是所謂「仇共」，也都是對北京的共產主義存有相當高度的不信任，或者說是質疑。因為雙方，不管是北京還是香港人，都察覺出一種政治文化的矛盾，使得雙方的互信都無法建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去修補雙方的裂痕，以致上升到互信的高度。做不到這一點，不僅僅是政改會失敗，就連一國兩制都會失敗，香港作為一個中國對外的窗口都會失敗。

 

 

答：對，《基本法》本身就是一個妥協的文件。妥協的意思就是說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一個比較不民主的社會和一個比較民主的社會，一個比較沒有法治的社會和一個法治社會，可以找到一個共存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基本法》。北京認為有人去堅持一個不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提名方法，這本身就是一個對制度上、以及對一個妥協的挑戰。不接受《基本法》等於不接受一國兩制。如果泛民堅持以公民提名而中央認為是不符合《基本法》的這樣一種途徑去爭取普選的話，我認為失敗的機會非常之高。

 

 

答：因為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說的，他來香港的時候，他說我們的目的，是要有一個沒有不合理限制的選舉方案。這就代表着符合國際標準的精神。那為什麼我們不用李飛說的方式去描述呢，卻要用一個共產黨認為不可以接受的說法去說呢？你愈是說國際標準，中央愈是怕香港政治國際化，怕英美勢力介入，既然她怕這些事情，你每說一次國際標準，她就會想到，你是不是在迎合英美的介入呢？如果你說我們只是追求一個沒有不合理限制、有選擇的選舉方法，其實這個目的是一樣的。這個就是我覺得政治論述的技巧問題。

 

答：北京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她有沒有決心與香港人建立互信。如果不建立互信，就永遠解決不了普選這個問題。早在2007年北京已經向香港人作出了一個普選的承諾，也定下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問題是當我們來到2017年，我們發覺原來中央心目中的普選，與香港人心目中的普選差距相當大，北京認為你一人一票就是普選了，香港人覺得普選之餘提名也是重要的。這就是一個差距。所以我覺得如果北京是有決心同香港人建立互信，去解決這個長治久安的問題的話。我想首先北京要說清楚的就是，現在你叫香港人先這樣袋住先，袋住之後有些什麼後果？不可以再那樣說：「你相信我啦，結果都會是好的，將來都會有真正普選的。」如果有互信的話，香港人當然可以接受，但在沒有互信的情況下，這種講法香港人是不會接受的。

 

 

答：我的意思是盡量少說政改的問題，說什麼都於事無補了。不過，作為一名議員，我還是有責任說出我的觀點……面對違法佔領行動，有不少泛民主派內心其實是有很大保留的，但他們不敢像我這樣「獨善其身」，他們隨波逐流，跟着大隊去佔領，因為跟着大隊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我覺得，這樣做就違背了我從政的最基本的原則：我從政不是要隨波逐流，我從政是要將我的政治理念、政治判斷貢獻給社會。在立法會的泛民主派，有多少人是以這樣態度去從政的？因此，我感到孤獨，感到舉目無親。一個議員應該不考慮自己是否站在最安全的位置，毫不猶豫提出自己獨立意見，說我傻也好，說我不識時務也好，這正是香港政壇可悲的原因。

 

答：我覺得不合作運動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決定。如果是要表達自己的不滿，在短期內做出不合作行動，那還是可以接受的，但你長期不合作，那對社會對市民是有危害的。舉例說，在過農曆年之前，我們可不可以通過公務員加薪，或者綜援人士出雙糧等這些撥款申請。如果你繼續不合作，繼續阻撓，其實會讓社會相當大百分比的成員對泛民會感到極度失望，甚至感到憤怒，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不合作運動持續下去，你拖垮不了特區政府，很可能會反過來拖垮自己，所以不合作運動，在政治上不是一個有智慧的決定。

 

答：年輕人要參政，對政治多點興趣，是件好事。但組黨參政不是這麼容易的。首先政黨的定義是什麼，就是在議會裏有議席才叫政黨。如果政黨在議會里沒有議席，你只不過是壓力團體，在建制裏是沒有票的。所以你組黨，首先要有議席。如何才有議席呢？你必須得到廣泛支持。不是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個地區支持，而是廣泛支持。所以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組黨，去爭取足夠的議席，在議會裏面有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呢？不是這麼容易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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