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大目標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實現中國民族復興和國家的和平崛起，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責任大國。
中國是否可以實現和平崛起，取決於是否能夠滿足至少如下三個條件，即一、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二、有效遏制發達的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有可能的圍堵；和三、在發展中國家扮演領導角色。這三個條件是需要爭取的，絲綢之路的戰略意義，也可以從這三方面來闡述。
絲綢之路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實現國內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通過絲綢之路，中國可以全面發掘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之間潛在的互補互利機會。無論是陸地絲綢之路（即「一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即「一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例如新加坡）已經是發達經濟體之外，其他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很多還是低度發展國家，都需要發展。絲綢之路通過資本和技術等外部經濟要素的引入，和這些國家的內部要素如廉價勞動力和資源的整合，可以大大激發這些國家的潛在經濟發展動力。
這樣做也可以為中國帶來直接的經濟與戰略效益。今天，中國經濟各方面面臨失衡，經濟結構調整舉步維艱。內部的繼續改革對經濟結構調整很重要，但也可以引入外部經濟要素，一方面促進內部的改革，另一方面減輕內部改革的一些壓力。發達的西方國家在走向經濟大國（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過程中，無一不使用外部經濟要素。例如西方的經濟發展過程，往往伴隨着對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政策。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突破全球失衡困局
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問題。一方面，絲綢之路有助於中國內部的產業結構調整，將嚴重的產能過剩與不具經濟效益的產業，有秩序地對外移轉，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國內部過程的產能，轉化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要素。另一方面，這種產能轉移更有助於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產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產業升級，絲綢之路可以為中國企業的成熟中階產品，找到廣大的海外新興市場，為中國大量產能過剩的產業找到新的出路；同時，它也可以將中國的龐大外匯儲蓄與豐沛國內游資，轉化為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從而突破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實現全球經濟增量基礎之上的再平衡。
中國可持續的和平發展的第二個條件，就是遏制和化解西方、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對中國來說，要崛起成為大國，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作為大國，中國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大國的崛起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歷史上，大國的崛起經常造成西方學者所說的「大國的悲劇」，即現存的大國總是恐懼於新興的大國；而新興的大國也總要挑戰現存的大國，從而構成了爭霸戰爭。如何有效遏制發達的西方對中國可能的圍堵？
中國需要加快軍事現代化。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對西方的圍堵構成最有效的威懾。不過，中國軍事的發展可以對西方產生最直接的影響，西方也必然會加快在軍事上對中國的圍堵。從國際關係的邏輯來看，無論中國本身還是西方，都存在着強大的推動力，驅動着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軍事競爭。一旦造成冷戰期間前蘇聯和西方之間那樣的軍事競爭，對中國就會大大不利。中國因此必須竭力避免類似的軍事競爭；和西方的關係也因此必須超越軍事層面。
要避免前蘇聯和西方之間那樣的軍事競爭，中國和西方的經濟關係變得極為重要。鑑於中國和西方經濟的高度依賴性，西方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必然要影響到中國。因此，即使西方對中國實行形式不同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還必須幫助西方恢復經濟。儘管中國幫助西方經濟，改變不了西方的「中國威脅」認知和其圍堵中國的企圖，中國也必須繼續和西方保持這種經濟相關性。兩者的經濟相關性愈大，西方就愈沒有能力實現其圍堵中國的企圖。這些也是中國在和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時候所需要考慮的。
但是，無論是軍事現代化，還是繼續保持和擴展同西方的經濟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一直在支撐着世界經濟的發展。不過，如果中國國內經濟出現重大的問題，沒有其他國家會來幫助中國。對這一點，人們應當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西方不同，西方一直在尋找機會來懲罰中國。中國如果有危機，很難想像哪一個西方國家會來幫助中國？中國必須通過自力更生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中國經濟走出去很重要。既然中國經濟很難走向西方，就要尋找新出路，這個新出路就是通過絲綢之路，通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絲綢之路是中國向發展中國家履行自己的國際責任的有效途徑。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