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高等教育

最近有機會分別與兩所不同的持續教育機構交往，都遇到共通的挑戰。簡單來說，由於人口下降，中學畢業生會逐漸減少，因此中學後的教育──應該統稱高等教育──會繼小學、中學之後，遇到生源不足的危機。

香港教育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1970年普及小學，1979年普及9年免費強逼（義務）教育，到了1980年代，基本上已經普及當時11年的中小學，2012年提供12年免費教育（現在連幼稚園已是15年免費教育）；實際上，中學畢業以後停止正規教育的青年已經很少。

根據教育局統計，2015年DSE考生，就業的只有6.4%（見2016年11月18日本欄），重讀的只有1.1%；加起來，就是說，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大部分升了學──教育局的統計是87.8%。

持續教育生源劇減

數字的精確不重要，大的趨勢已經很明顯。這些學生到哪裏升學呢？仍以2015年為例，中六畢業生62,000人，UGC政府資助大學學位約15,000個，其他的分布在各私立機構──學位課程、副學位課程、高級文憑──以及職業訓練局的各級課程（也開始有學位課程）。

政府的統計，有時候也包括帶有過渡性質的如毅進課程等；另有9.4%的中六畢業生，在香港以外學習；其中7.7%念學位課程，1.7%念非學位課程。論人數，台灣最多，佔外地留學的31%，其次是英國（20%）。

持續教育，以前也稱成人教育，現在面臨的挑戰──對一些機構來說，是威脅──是生源日減，而且是劇減。

根據一份統計顯示，今年（2017）中六畢業生已從2015年的62,000人下降到53,000人；推算下去，到2022年，會降至42,800人。假如仍然維持目前的大學學位課程收生門檻（文憑考試DSE達到3-3-2-2-2），則達到門檻的學生也已經從2015年的24,300人，降至2017的19,300人。

目前全港學位課程的總數，大概是24,000多一點，2017年實際上已經是供過於求；再推算下去，2022年，只有16,300名學生達到門檻。

假如減去UGC資助的15,000，自資學位課程，就只有寥寥1,300人。要是純粹用數字推算，自資學位根本就無法立足。

這不是純粹一個數量的減少，而是供求的大逆轉，私立院校將會受到很大的衝擊。上述的學位課程只是一個側面，其他的副學位（Associate Degree）、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也會因為人口的下降而出現僧多粥少。

但以上是辦學機構的視角。從全社會來看，這種現象就是說，不必增加資源，便有更多的青年能夠接受比較正規的高等教育；從學生個人來說，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就愈來愈高了。有什麼不好？從過去15年左右的發展來看，有幾個問題是香港需要面對的：

一、高等教育需要顯著的增長。政府千萬不要因為人口下降而削減高等教育經費，或者收縮資助高等教育。

這是關鍵。社會變了，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變了。記得某前高官於上任以前，說：「高等教育不能讓太多人就讀，高等教育就是『高等』。」

高等教育亟待擴展

這是絕對的愚蠢。時代變了！筆者常舉幾個例子：孩提時，香港警察的報考資格，是念完小學四年級，那是1950年代的事；15年前，有大學畢業生報考空姐，報章列為頭條；幼稚園教師是最近10年才需有中學以後的學歷，以往很多年都只須完成中三……

切莫輕信「大學生太多，應該多培養中級技術人員」的說法。許多所謂中級技術的工作，有三種可能：或者不久就會式微，由更新的技術或機器替代；或者由於成本吝嗇而存在，不久就會在市場競爭中消亡；或者其實技術要求不低，但有學歷的年輕人放不下身段，不屑為之。

本文開頭描述香港過去的教育發展，就是想說明時勢不饒人。在這幾乎所有國家都在發展高等教育的時刻，香港沒有理由反而軟下來。事實上，過去10年左右，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政府政策上幾乎陷於停頓，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希望林鄭的新政府可以一洗頹風，重新振作。

二、私營機構，優勝劣敗，在所難免。人口狀況有變，私營教育機構的存亡難免要經受市場波動的影響而出現變數，那是市場經濟出現的正常現象。既然是私營的市場供應，千萬不要因為輿論壓力而政府出手干預（或救校，或殺校）。

長遠來說，政府要制訂政策，值得有一點耐性和定力，不受一時的噪音所左右。

政府的注意點，應該任何時候都是學生。新一屆政府發出的類似「學券」的措施，資助非資助機構的學生，應該是未來的方向。有抗議聲音認為政府的資助應該包括受資助的學位，實在無法明白箇中邏輯。有辦學機構感到不滿，可以理解，但是在高等教育的領域，學生都是成年人，市場導向可以生效；政府的功能是保障消費者，其餘的，就要靠辦學機構跟市場博弈。

劣質課程惹來投訴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變化很快，比我們想像的恐怕要快得多。政府和機構都要非常迅速地與時並進。以副學位為例，當年（應該是2001年左右）並沒有政府政策，只是在一次教統會的研討中，提及美國的社區學院，可供參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的楊健明教授，聞風而動，幾乎第一時間開設了第一批副學士課程，反應奇快。其他機構也相繼開設副學位課程，如雨後春筍，也吸引許多無法進入大學的學生。當時馬上出現的問題是，劣質課程引起學生的排斥和投訴；繼而出現的是，首批畢業生不少進入UGC大學，給了學生第二途徑升學的希望，於是副學士變成正規大學的預科。

但是能夠通過「第二途徑」進入UGC大學的到底是少數，而且集中在少數機構的學生；於是又引起副學士學生覺得「貨不對辦」，數次釀成不太小的風波。UGC從善如流，在大學加設「接駁」（top-up）學位，讓副學士畢業生能夠「插班」進入大學，於是又增加了第二途徑的吸引力……等等。

由此出現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不詳細分析的話，便會覺得副學士問題繁多，應該取締，但是如果加入時間因素觀察，就會發覺不是問題太多，而是問題演化得非常快，學生、機構、政府都來不及應付。這種情況下，隨便地取締副學士，也許會失諸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