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辦「歷史：從香港出發」講座系列，早前邀請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譽研究員、前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總監梁一鳴博士，分享殖民時代教育政策秘聞，本社整理當天演說內容如下：
今天我主要會做兩件事，一是探討歷史事件，另外我想透過舉例，用些個案來看我們是如何研究歷史出來的。我希望今天能集中講兩個例子，並會說說我對那些歷史的看法。
順便提一提我近年的工作吧。我已經退休很久了，我喜歡看書，這令我有很大的空間和時間看書。近幾年我還有兩個很重要的任務，要幫一間有70年歷史的學校編寫校史。除了那所學校本身的歷史之外，還要順帶回顧整個香港的教育政策。我現在的身份是香港大學的榮譽研究員。我自己也在做一項研究教育學院100年歷史的工作。
我自己是1950年在香港出生，香港成長的。1973年我從香港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做教師，所以我一生都在做教育工作。我以前讀書的年代大多數都是私立學校，沒有現在的什麼「官校」、「津校」。我常常探討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會採取Volunteer Education（自願教育）？ Volunteer Education是當時港英官員所採用的字眼。他們認為教育是自願的，如果你想讀書就自己掏腰包，政府沒有責任去承擔。這個政策是怎麼形成的呢？為什麼會堅持這政策這麼多年？第二部分，我想說說教育學院的前身，探討為什麼會有教育學院。這和香港政府推行英語教育有關，之後再詳細說。
由自願教育到義務教育
第一，先說當年為什麼不推行義務教育。
普通寫文章答問題的人看待這件事，可以直接下定論批評港英政府這套做法，認為是錯的。但我們處理歷史問題的，一定要把這件事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來看。香港開埠的時候，整個香港島加起來只有大概5000原居民。我翻看當年的年報，上面形容這批居民「社會階層很低」，「流動性的」，「移民的」，「無法捉摸的」，這些字眼都偏向候鳥式，不知道居民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對他們的評論比較負面，覺得這些居民就像是流民。我們也不能說年報上寫的是錯的，因為是事實。當時來香港的都是些很底層的人，像是打石工人，苦力等，港英政府要開拓維多利亞港，於是他們來做工。最初期的政府忙於開拓香港，又要處理很多社會的問題，所以沒怎麼理教育，索性將教育給傳教士管理。而最早期管理教育的那批人全都是傳教士。
直到1862年，政府才正式委任了自己的官員去主管教育。英國人的統治是很科學的，他們對於人口統計、數據方面的處理很清晰，所以他們也知道大部分的人沒有上學。但當時他們也下結論是不可能給居民上學的，因為要推行教育，順帶要解決那些人的溫飽和住宿問題，而且在這群人中有一半是女性，中國人覺得讓女性讀書是奢侈且錯誤的事。英國人用這個藉口解釋推行教育的困難。因為政府沒什麼錢，開埠後政府唯一的入息是船隻出入抽的稅。大英帝國的政策向來不主張自己拿錢出來養殖民，而是從殖民地拿錢回自己國家。既然沒錢，那就真的沒辦法推行教育，所以就給傳教士負責。
1881年，人口統計顯示有七成在學兒童沒有學可以上。我說的每句話都是有資料來源的。英國人在管治上對各種事務的記錄和數據的處理十分清晰有條理，自開埠以來就有各種這類的報告，並且是發表公布出來的。每年各個部門都要向港督提交報告，報告經港督整理後會被送往倫敦。
1882年，Dr. Eitel是負責教育的官員。他知道香港有很多人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也知道Compulsory Education（義務教育）這一概念，但他無意推行教育。當時的教育委員會作了個結論——香港港並不需要義務教育。理由包括，第一，大部分的居民都喜歡把子女送回大陸讀書。第二，他們都不想做英國政府的公民，常常是移民心態，沒打算留下來，那為什麼要給他們錢讀書？如果把我們的稅給他們的孩子讀書，那就是很傻的行為。這就是當時英國人的心態。
1905年，算上新界，香港的人口已經有30幾萬。當時整個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政策開始討論應不應該為當地居民多做些教育方面的工作。香港政府直接和殖民部說自己沒有道德上的責任去提供免費或接近免費的教育。直到戰後，1945年日本投降後，英國取回香港統治權，有很多人湧進香港使教育壓力很大。當時的政府還是跟之前一樣的心態，覺得那些人都是難民，他們來來往往不會在香港定居，所以政府不需要特別做什麼。長期的觀念已經成為了政策。我想大概就是政策形成之後就會這樣固定下來了。固定下來後，要當時的人審時度勢才能從舊政策裏跳出來。我們不能說戰後香港政府沒有推行教育方面的政策，不然就有失公道，政府有主要在小學方面作出過努力，但一直跟不上實際需要。直到70年代，私立學校還是在香港佔很大比例。
1900年至1911年，仍然有七成多的人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政府的稅收中用於教育支出的部分只佔了1.4% – 2.4%。現在香港用於教育的支出佔20多個巴仙，相比之下當年真的非常低。
第一部分就說到這裏。評論方面，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我只能夠從歷史、當時的環境、他們面對的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去看待這件事。如果大家有問題現在可以提出來。
問：英國政府對自己其他的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和香港是否一樣？
答：非洲的情況我不太清楚，但在印度、東南亞一帶差不多都是行類似的政策，不會撥太多的錢給教育。我翻看了香港其他的一些文件，當時香港匯豐銀行的大班認為自己已經做了很多工作，相比印度只有5%的人接受教育，香港卻有30%。香港早期的教育，特別是教會辦學，對教育的貢獻很大，尤其是讓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如果在教會學校，男女比例差不多是1:1，政府的學校大概是14:1。
從英語教育到教育學院
第二部分，就來說說教育學院是因為英國人推行英語教育而誕生的。
在1913年香港制定第一條教育法例之前，香港教育發展很自由，你想開所學校的話，只要掛個牌子就可以了。我找到很多香港舊時的相片，在舊樓裏突然伸個招牌出來，上書「某某學塾」，上一層樓就是學校了。辦學的人既是校長，又是老師，還在「學校」裏居住。學生早上回校後就幫老師掃地洗衣，放學後又留堂幫老師的夫人洗衣服等等。當時有很多這類的學校。
所以我現在說說英國人對教師的看法。香港開埠時，不包括新界，整個香港只有五間學校。中央書院的校長Stewart在1865年的教育報告裏有這麼一句話：「中國人是沒有教育的。用現代的社會、世界的概念看，中國的那些不是教育。（The Chinese have no education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orld.）中國的教育並不注重開發智力，只是死讀書。」大家也知道中國是讀四書五經，所以這是很明顯的中西文化差異了。但他說的也沒錯，當時他們的教育已經發展到有數學，所謂現代化教育。然後看看英國人巡視完學校後交的報告裏對教師的評價，我看了也有點摸不着頭腦——真的有這麼差嗎？報告裏說老師上課睡覺，不注重衛生，賭錢，吃鴉片，看掌紋，竟然還有做兼職、甚至做賊，而且差不多是文盲的卻做老師。我再看看他們有沒有對英國老師的批評，有，但只有一句——經常偷懶喝威士忌。看到這些資料我都覺得很滑稽，但全部寫在報告裏。英國人最後下結論看看有沒有辦法取代中國教師。
1900年，香港有五所英文中學。報告裏提出，這些學校的目的就是訓練學生學好英文以令將來他們能做些雜工、抄寫工、文員、翻譯員等。當然效果不如預期。英國人記錄的資料非常清晰，他們記錄了每間政府資助的學校的所在地區，政府開設的官立學校，有宗教背景的補助學校，政府每個月撥五元作津貼的學校，但凡有登記的學校資料都很詳細，包括校長的名字，師生人數，教學語言（什麼語言都有，有的是閩南話，有的是客家話）。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情況。平均統計，只有十所學校有超過100個學生，其他的學校平均每間有56個學生，最少的只有12個學生。當時的教育背景就是這樣，多數學校都是租一兩層樓辦學，如果學校能有自己的校舍已經算很威風了。
香港政府自己集中資源和力量去創辦的是1862年開埠沒多久後立即開的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後來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到1894年又改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根據記錄，皇仁書院的學生差不多達到1000人，在當時算全香港最漂亮的學校。
再看看教師的資歷，在這方面的資料比較少，我翻查了一下，主要是在官立學校教書的那批英國人老師，他們的資歷真的很高，全部都有大學學歷。有幾個校長是博士，以當時來說博士是很了不起的。從教師資歷來看，能看出當時出名的學校是由一批核心的外籍人士組成的。比如皇仁書院，有一個校長，一個副校長，四個高級老師，四個初級老師，全是西方人，然後再加上11個中國華籍的老師，五個在職培訓的老師。這就是香港早期教育裏教師團隊的特徵。1900年，以當年的標準看，皇仁書院的校舍非常美，他們在建校時預期學校會升級成大學，所以整個設計在當時來說算非常先進、宏偉。差不多整個香港包括港九、新界的優秀學生都送去那裏讀書了。英國人關注到有一大批的教師不合格，所以要給他們做教師培訓。1865年的報告記錄，政府學校的老師英語能力不過關。Stewart為了解決這問題，推出了學徒教師的在職訓練計劃，選優秀的畢業生出來每個月給他們四元，培訓三年。
港督軒尼詩的政策
1879年，港督Hennessy（軒尼詩）表述了自己的夢想，希望香港子民精通英文，遵守英國的律法和憲法，忠心於女王。特別強調「子民」這個用字，Hennessy指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才是英國的子民。當時英國的地位在國際上漸漸上升，在印度、東南亞和某些非洲地區已經立足並成功推行英語，所以在他們有種要在殖民地推行英語的氛圍。
Hennessy時代，香港的中國人不信任英國人，英國人對中國人也有種歧視，兩者是互相敵對分隔的態度。當時還沒有一班本地的同時精通中英文的新一代華人領袖。1880年，Hennessy在政府的頒獎禮上提出對英語重要性的看法，教育除了對人的品格有影響外，最重要的是可以獲得世俗的繁榮。他說的是事實，當時會英語的話，很容易可以做洋行工作，成為洋行大班。然後他又提出接下來會再開兩所英文中學，所以Hennessy很重視英文教育。
由於Hennessy很重視英文，他初到香港時對香港的英語教育很不滿意。他批評雖然從早期政府已推行教育，但真正有教英文的只有一間學校，就是政府投放最多資源的中央書院。但當他去中央書院巡視時，發現教室裏只有三個中國教師卻要教150個學生，而且老師和學生都不懂英語。他要求校長遞交關於學生英語程度的報告。校長表示有412個學生上學，當中有18個能算流利地說英文，58個勉勉強強懂英文，剩下336個完全不會英文。
Hennessy首先沒有要求所有人都學英文，第二他說了學英語的益處。歷史不是一面倒的，香港確實培育了很多懂英語的人才。Queen’s College畢業出來的學生很多都不僅僅在香港工作，很多去海關、福州的造船廠工作、參加洋務運動。
看歷史要經過上文下理才看得全面，只看部分資料就下評論會過於片面。1881年，Hennessy在立法會對那些大商家表示，商家們現在找到的那些中國人是很勤勞、很溫和、很喜歡做生意的；在大英帝國中，香港很獨特，要和中國建立一個親密的商業關係，所以要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他又提出中國是一個進步中的國家，華人和中國文化的傳統是勤勞、頭腦清醒、喜歡做生意。他說的話是針對排擠中國人的英國商人。Hennessy很清楚整個形勢，他清楚的指出不要強迫中國人做某些事。所以雖然他很希望推行英文，但也不強制性去做這件事。
而且Hennessy堅持中英並重。教育部的官員試圖解釋教不好英語的原因，同時學中英語會兩種語言都學不好，所以要學英文應該全部念英文而不要學中文。Hennessy表示自己明白中英文書本的內容不同，中文很深奧。但他鼓勵英文老師用心教好一點，並且讓那些有心讀英文、肯面對英文困難的人能學好英文，使他們在香港社會上能有所回報。英國人從沒強迫中國人學英語，只是強調了英語的價值。而二戰後，英語成為國際語言，英語的價值的確普及了，很多家長讓自己讀英文學校也是很自然的趨勢。
基於要教好英文這個原因，1879年Hennessy時代就策劃成立了第一間師範學校。1881年還是Hennessy時代正式開始了灣仔師範學校的關於培訓華人教師英語的課程。與此相關的報告是當年唯一一份用中英雙語並排發表的通告。然而這所學校並不成功。
正式來說，香港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在1908年開設的，但也不算正式的師範。
港督Nathan（彌敦）本來是工程師，他成立了The Technical Institute。直到1908年才在The Technical Institute裏增設了三年制的教師訓練。所以如果你要追溯教育大學的前身的話，並不是羅富國師範學院，而是在The Technical Institute裏的師範班，專門訓練在中小學、幼稚園教英文的老師。到這時期，Hennessy所期望的華人精英已經出現了，而且這批華人精英開口支持成立香港大學文學院，並自行為開設文學院籌錢。這批精通中英文的精英的另一特色就是沒有起英文名。何東是混血兒也沒有起英文名。這牽涉到香港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問題，香港百年以來從來沒有中國人身份認同問題，他們寄居香港，客居異地滿鄉愁，從沒忘記家國情懷。
今天就講到這裏。香港的語言問題的來龍去脈用這種方式就看到很清晰了。所以那一代的華人精英有個特點就是中英文都很優秀。中華總商會的創立人劉鑄伯的英文也很流利，他後來在立法會裏提出香港的英文教育很差，港督順水推舟同意其見解，於是促成港大的教師訓練學系。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漢文思潮及六七暴動
問：除了推行英語教育外，當年也有漢文思潮，能講解一下嗎？
答：漢文思潮是再之後發生的事。1911年之後，英國用很大的精力防範民族主義的思潮。1913年立了第一條香港的法例是全英國殖民地中最嚴謹的，其要求每間學校都要註冊，註冊後的學校叫Controlled School。不註冊就要坐牢和罰款，甚至可以驅逐出境。到了20年代，內地很多革命影響到香港大罷工。作為政府，在不同的時期所面對的最大衝擊時，為了最大的統治利益只能這樣處理。Queen’s College的校長是猶太人，他知道中國的文化很深厚，他自己就說不要讓中國人讀中國史，當知道自己國家的來龍去脈，民族情懷就會出現了。
問：九年免費教育推行之前，40、50年代有很多童工的問題，英國政府是否覺得童工問題是個蒙羞，從而促使其了解到推行教育的重要性？
答：英國人並不覺得是羞恥，當時他們只是想從香港獲利，甚至乎戰後有個教育部的處長修改教育條例說上學上到14歲就足夠了，剛好可以出來工作。全香港的教育界都出來反對，他一意孤行。當時全世界都是童工，所以他們不覺得有問題。是到麥理浩港督時期，OECD集團以香港有童工為藉口，不把貨給香港來抵制香港，麥理浩才一夜之間決定要延長學生就學的時間。
問：六七暴動對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教育政策的影響是否深遠？
答：六七暴動對整個香港的教育界的影響是非常深遠。1967年之前，讀英國歷史是背英國皇朝歷，去看電影劇終時要起立唱英國國歌。1967年以前英國舊的殖民地思想很嚴重，非常歧視華人。在那以前已經有天星小輪暴動，大法官的報告書裏已經講得很清楚，這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香港已經淪到了一個暴亂的邊緣。如果沒有1967年那種左派思想令民憤可以爆發出來，英國人不可能在1967年以後對香港的統治可謂脫胎換骨，也誕生了香港的黃金十年，經濟起飛，每個人都得以發跡，從而也孕育了香港新一代的精神。從1961年開始，在香港出生的人已經超過總人數的一半，孕育了「香港人」這一身份。所以我剛才說，「中國人」這一身份從來沒出現問題，但在70年代後「香港人」的身份鮮明地跳出來了，比如獅子山下精神，粵語片時代，電視劇集，香港人的成功感非常高。而那時大陸的情況正好相反，文革後情況一直低迷直到1979年才開始慢慢開放。所以1967年是個很大的分水嶺。1967年後教育政策完全改變了，英國人不敢再教大英帝國皇朝史，也不會叫人起立唱英國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