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政府上場之後，致力打造新形象，與人為善，積極修好行政立法關係，處處顯示出跟上屆政府「有所不同」的決心。初步反應，在政圈和輿論中都相當受落。
近幾年因佔中和港獨勢力萌芽，北京多番強調要打擊分離力量、維護國家安全、彰顯「一國」的權威，令人覺得中央不斷收窄港人治港的空間，中央和香港之間的張力拉得繃緊。新一屆政府在中央的「訓示」下，敏感的政治問題可以暫時封存，全力發展經濟、搞好民生，希望在沒有政治干擾的情况下做些實事，爭取更多港人支持，令香港社會增添更多和諧氣氛。
經濟民生政策也有政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介紹她的新團隊時，說新班子務實，屬於實幹型，言下之意，是本屆政府會集中精力做實際工作。涉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會否重啟政改、為23條立法，都關乎中港關係，容易產生矛盾；能夠避開，自然就會減少衝突。然而，經濟和民生政策雖然貼地，但其實也有政治，只是性質不同。一國兩制牽涉的是中港矛盾；經濟民生觸及的，則是階級矛盾。論尖銳性，後者絕不低於前者。
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千頭萬緒。要做，必須先搞清楚要抓住哪些關鍵議題。習近平主席七一講話對經濟和民生問題有以下說法：「經濟發展也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林鄭月娥曾說過，對香港過去幾年經濟增長偏低感到不甘心；而民生項目，她說本屆政府會以房屋為首務。這些看法，跟習近平主席講話可謂遙相呼應！
香港政府過去一直奉行市場主導，政府不會帶頭制訂產業政策，也不會支持某些產業發展（pick the winners）。在經濟發展方面，政府的角色主要有二：一是投資基建，二是投資教育（人力資源）。
基建方面，政府在1960年代大興水務工程、1970和1980年代投資建設新市鎮、建地鐵，1990年代發展港口和新機場，動用公帑大興土木，一方面直接令建築行業受惠，另一方面也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繼續以投資基建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針，2007／08年度的施政報告宣布十大基建項目（有些尚未完成，如西九文化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香港基礎建設的公共開支，由2009年的477億元，以約11.8%年複合增長率激增至2013年的746億元（參考IPSOS（易索普市場研究公司）報告）；在2014／15年度的預算案，除了正在進行的十大基建項目，政府在該財政年度再在基建方面投入約782億元。
投資基建拉動經濟 效用有限
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在去年3月初的一篇文章以〈基建帶動經濟〉為題，指近年立法會「拉布」持續，「多項工程項目的撥款未能如期批出，會令基本工程開支大幅下跌……波及多個行業，對本港整體經濟只會百害而無一利」。拉布令撥款大減，直接影響基建開支，對經濟自然產生一定影響。然而事實的另一面，是基建對經濟效益所起的刺激作用正逐步減弱，正如上述所引數字，踏入2000年後特區政府持續大手筆投資在基建項目，然而拉動經濟增長的力度始終有限（結果是GDP（本地生產總值）增幅令特首林鄭月娥不甘心）。正如其他發達國家，近10多年為了支撐疲弱的經濟，政府大量投資基建，然而其產生的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就以2007年特區政府公布的十大基建為例，部分是本地鐵路網絡的延伸；西九項目則純為表演及展覽設施；連接中港的大型基建投資額龐大，經濟效益卻並不明顯。換言之，即使現在政府再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能夠發揮的效用已相當有限。
林鄭月娥在她的競選政綱中提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新角色」有四方面工作：稅務、創造空間（大力開拓工商土地）、對外全面推廣（組織商貿代表團）、培養人才。這些都是政府沿用的發展經濟方法、王道。然而在「培育經濟新增長點」上，這四招是否足夠？2008年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力倡再工業化，政府主動介入，把新興產業重新在本國振興，為工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特區政府會否走這條路？如果不走，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令香港的經濟增幅顯着提高？
市民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紅利
基建以外，投資教育也是支持經濟發展的措施，可以為未來提供高質素的勞動人口，香港人對此是深信不疑且十分支持的。正如投資基建對刺激增長的成效正在下降，投資教育可以促進社會流動，令勞動人口增值、社會更加公平的傳統智慧也受到嚴峻挑戰。事實上，近20年本地教育開支持續增加，但大學畢業生的薪金卻停滯不前，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反映出增加教育投資似乎跟社會更美好拉不上關係。培養更多大學生，反而增加了更多憤懣的年輕人。
據今年3月Knight Frank（萊坊）發表的《財富報告》顯示，全球城市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人數最多的城市，紐約和倫敦排第一、第二，香港第三。本地富人多，但「窮人」更多：據樂施會的《香港貧窮問題的民意調查》顯示，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貧窮問題嚴重和非常嚴重的總人數，達所有參與調查人數的53.2%。香港最新的堅尼系數為0.539，反映貧富差距極為嚴重。香港的貧窮人口並非如落後國家般陷入赤貧；差距拉大，是富人愈來愈富，而貧者的收入卻停滯不前。據 2016年統計數字，香港有27.7萬户家庭月入不足6000元，佔總數11.1%，普羅市民未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紅利。
港府會否有深層戰略思考？
新一屆政府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民生，避開中港矛盾，施政理應較為暢順；然而經濟發展和民生政策背後卻深藏着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涉及的是普羅大眾的切身利益。論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民生政策其實也有深層次的目標，以房屋為例，李光耀曾經這樣說：「人民行動黨造就了一個居者有其屋的國家……這個政策背後的道理很簡單，國民擁有自己的房子，使他們分享國家財富，讓他們積累資產而又不必依賴國家……這是我們的政治羅盤，讓每一名男女擁有一份資產。」（《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2011年9月，頁86）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特區政府的經濟和民生政策，是否也會有這種深層的戰略思考？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