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紹佛里曼演講時，我稱他為Mankind Economist，以別於經濟史的古典經濟學派、凱因斯學派等。這位新聞專業的評論家所討論的是人類與經濟最相關的大挑戰：全球化、暖化、能源、人口、科技等等相互衝擊，帶給21世紀的人類利弊兼有、禍福難分的不確定。
（一）面對科技劇變
廣受尊敬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終於在6月21～22日來到了台北做公開演講。7年前他接受馬總統邀請在總統府演講，暢論能源發展的選擇及影響，熱情地稱讚台灣：「你們沒有油井，但有腦礦，開發你們的腦力，會產生更大的生產力。」
這次演講他是深入淺出討論新著《謝謝你遲到了》。面對數位運用的瞬息萬變，自己還來不及適應手機上的社群互動、行動支付等等操作時，大數據、雲端、區塊鏈、AI等已經風起雲湧。不久前去北京，友人笑說：路邊乞丐討錢時，都要你用支付寶，我的好心竟無從表達。近月李開復博士在回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及台大畢業典禮演講，告訴年輕一代：人工智能（AI）發展及應用會比工業革命影響更深遠；甚至預測十年之內目前的工作會有一半可以被替代。對青壯年人來說，融入這個新世界，就能扮演新角色；否則就漸漸變成邊緣人。
再看看透過數位應用的商業模式，一些難以想象的變化，已融入歐美及大陸人民生活中（台灣在哪裏？）：臉書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傳媒公司，沒有自己的「內容」；阿里巴巴集團是全球最有價值的網路零售商，沒有自己的「存貨」；Airbnb是全球最大的出租住宿空間供應者，沒有自己的「旅館」；大陸與新加坡的共享單車，掃瞄QR code就可以隨借、隨騎、隨還。台灣面對這種生活的數位落差，佛里曼提醒現場聽眾：你們要快速地適應？還是漫不經心地旁觀？
這位《世界是平的》的作者，當然清楚，「世界不是很平的」「全球化不是萬靈藥」，它產生了數位應用落差、能源替代落差……，終至惡化了國內的所得落差，國際的貧富落差。讀者應當進一步細讀他對「三M」—Market（市場‧全球化）、Mother Nature（大自然‧全球暖化）、Moore’s Law全球（摩爾定律‧科技劇變）的詳細討論。
（二）衰退中的社會信任
我們必須對台灣有好感的佛里曼，直說此刻的「信任」危機。本月初「群我倫理促進會」發表了「2017台灣信任調查」，這個會是由當年經濟大臣李國鼎先生號召成立的。最新的調查警示：台灣人民「最不信任」的前五名，依次是記者、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法官、總統（表1）。如果我們曾經驕傲地宣稱：台灣是第一個華人言論自由、法治民主的社會，那麼構建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五塊基石在同一時空全部發生了動搖：民主之根在腐蝕、言論自由在濫用、政府效率在衰退、社會執法的公平性受到質疑、總統的權與責受到挑戰。
佛里曼在新書第12章精闢地評述過「信任」的重要。引證他的話：「當人民『信任』彼此時，就更能調適並開放擁抱所有形式的多元主義，就會有長遠思考，人民更傾向於通力合作和實驗；對他人、新思想及新穎的方法敞開心胸；他們也不會浪費精力於調查每一個錯誤，他們不畏懼失敗。」這個看法與剛來台演講過的福山教授，在他名著《信任：社會美德與經濟繁榮》的論點前後呼應。
（三）佛里曼的諍言
在他與曼德鮑合著的《我們曾經輝煌》中，直指美國困境：政府權力傲慢、企業經營自滿、人民浪費、赤字難以控制、能源政策缺乏、政治運作失靈等等。5月下旬訪問北京後的專欄中，還盛讚大陸在數位應用方面的領先。這次來台他深刻感受到台灣的焦慮：「你們似乎失去了方向感」。綜合他的評論：
（1）道德說服力：當一國領袖的治理能力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挑戰時，最需要的調整是：「執政者要少用手上掌握的權力，要多發揮道德說服力（moral authority）。在數位時代，說服社會大眾，遠比指揮幾個部長重要。」
（2）犯錯機會：在國際舞台及國內重大施政上，小國沒有犯錯的奢侈。面對資源貧乏，市場狹，人口少，國際聯結弱時，要謹慎地評估每一個重大決策。台灣的地理無法改變，與左鄰右舍相處要好是應當的事。
（3）政府效率：西方世界的中央政府普遍有無力感，現在就靠中下層的州政府、地方政府、鄉村社區來發揮同舟共濟、彼此合作的精神。民主政治下的「觀點辯論」（make a point）很熱鬧，但常常於事無補，必須要設法取得共識，才能「產生實效」（make a difference）。
（4）終身學習：學校裏上的課以及取得的文憑，已經趕不上科技快速的變化。最需要學習的是要永遠擁有「學習的熱情」及「改變自己的決心」。「學習」與「改變」是科技當道年代中的最重要的競爭力。「過去」的輝煌經歷已不值錢，「未來」的潛力，才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比較利益」。
（5）人類幸福：人類的最終幸福，還是來自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法則—重視教育、家庭、社區三方面的自我成長及和諧相處，東西方的理念在追求幸福的軌道上是可以彼此相接的。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